总是在夜里，迷迷糊糊间，耳畔漾起爆炒蚕豆一样的雨声，由远及近，仿佛若有风。灼烫的凉席浸满了我们的汗渍，后背粘在席子上，猛然起身，皮肤几乎要揭下来，咝咝啦啦的，如裂帛之音。窗外，站着两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雨水如一万只小手，轮番拍打着梧叶，沙沙沙，沙沙沙，疏一阵，密一阵。挣扎在梦境的边缘，我仿佛看见梧桐叶在风雨中翻卷的样子，叶子们已经习惯了荣枯，像乡下那些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卑不亢地承接着人生的风雨。重新沉入梦境时，潮水一样的雨意在床头浮荡，燠热，从雨声里慢慢消散了。

(资料图片)

夏秋之交的雨，短促而热烈，猝不及防地潜入墨汁一样幽深的暗夜。季节，这趟跋山涉水的列车，终于裹着一阵凉风，驶进了秋天的第一站。清晨起床，枝头湿漉漉的，雨水刷过的梧桐叶青翠欲滴，像初生婴儿新洗的脸。一两片梧桐叶躺在水洼里，枯黄的叶边微微翻卷（灰烬的颜色），中间卧着一汪清亮的水。梧桐叶截留的雨水像大地圣洁的使者，它们远道而来，向农民兄弟传递丰收的音讯。农谚说：“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卧床听雨的农民兄弟吁出一口长气，撂下疲累的蒲扇，在一阵疏一阵密的雨声里酣然睡去。

只有旺财叔始终睡不着，他是牌楼第一个听见雨声的人。在牌楼，旺财叔比谁都盼着立秋，比谁都盼着立秋后的第一场雨。节气一过处暑，他就天天抱着收音机，准时收听天气预报。在旺财叔的眼里，这场雨既是寒暑易节的标识，也是上苍赐给他的天露。那些雨后的清晨，当我们拎着镰刀下地收割时，总能撞见一头白发的旺财叔端着一只粗粝的蓝边碗，喜滋滋地将叶子上的雨水小心翼翼地倒进碗里，倒完了，还要把叶子贴在碗边，一点一滴，沥得干干净净……“么事哉，旺财叔？”旺财聚精会神地盯着叶子，头也不抬：“收天露哦，给顺子喝。”说到顺子，大家就默然了，心有戚戚。旺财三代单传，为了顺子这根独苗，旺财耗尽了心血，五十岁不到头发就白了，远远望去像一蓬芦花。

“顺子哎！大大回家咯……”每次刮够了一碗，旺财叔总要自言自语，满心欢喜地朝家里走去。顺子对花粉过敏，偏偏又生在依山傍水、花团锦簇的牌楼，泡桐花开过油菜花开，油菜花开过槐花开，每个花期顺子都要喘半个月，呼哧——呼哧——喉咙里扯着一只风箱。十几年下来，各种各样的药顺子吃了几箩筐，终究无济于事，春秋两季依旧生不如死。大家都劝旺财，命那是天定的，谁也斗不过，得认……旺财涕泪纵横，一个劲地点头，一转身，却又不肯认这个命。一过立秋，旺财就四处收集树叶上的雨水，用一个铁皮桶子储起来，熬蒲公英，给顺子喝。这道偏方完全是旺财自己的发明，根本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好在顺子从不拂逆父亲的好意，在饱受折磨的日子里，顺子试过不知其数的偏方，有的外敷，有的内服，有的兼而有之。有一次，顺子喝过偏方脸就变了色，呼吸急促，浑身乌紫。日头滑入巢山的时候，破罡街上的唐医生来了，他搭了搭脉搏，听了听心跳，一句话没说拎起药箱就走了。掌灯时分，“过阴的”（俗称巫婆，尊称仙姑）来了，她撑开顺子闭合的眼睑，又摸了摸天灵盖，默默地摇了摇头……这几乎宣判了顺子的死刑，但旺财叔依旧不肯认命，他把顺子捂在被窝里，寸步不离地守着，一刻不停地喊：“顺子哎，醒醒啊！”“乖儿子，你别走啊……”第二天中午，奇迹出现了，顺子大汗淋漓，像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头发根里蒸腾着一股股热气……呵呵，呵呵，旺财叔先是站在床边一个劲地傻笑，接着便伏地跪拜号啕痛哭起来……大难不死的顺子似乎自带排毒功能，他毫不犹豫地端起茶缸，一饮而尽，抹着嘴，不动声色地说：“这个味道好淡……”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

一年又一年，旺财叔锲而不舍地收集天露，只要他端着蓝边碗，牌楼的大人和孩子就知道，又到立秋了。花开花谢。草荣草枯。田畴里，稻子熟了一茬又一茬。在岁月流逝与四季更迭里，常年抱着“药罐子”的顺子已经成年。神奇的是，成年之后的顺子居然不喘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喘的，大家只是惊异地发现，足不出户的顺子破天荒地牵着黑水牯，跟在旺财的身后，走过一道又一道田埂和层层叠叠的油菜花地。白白净净的顺子腼腆地穿过漫游的花粉，田埂上滚过一道道闪电。

旺财一言不发。顺子一言不发。田畴里，翔集着一万只忙碌的蜜蜂。

顺子痊愈后不久，旺财叔就老了，像一座破败的茅屋忽然间塌了下去。立秋之后，弯着腰驼着背的旺财叔依旧热衷于收集树叶上的雨水，储起来，自己泡茶喝。旺财叔的做法虽然无人效仿，但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当笑话看了。然而，牌楼的偏方不胜枚举，旺财叔何以就笃信立秋的天露呢？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虽非盛夏还伏虎，更有寒蝉唱不休。”（左河水《立秋》）古人分立秋为三候：一候凉风至。梧叶开始飘零，虽然依旧是盛夏，但此时的风已不同于暑天，尤其是傍晚，稻花香里裹着一股悠悠的凉意。在徐徐吹来的晚风里，女人甩着湿漉漉的双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搬着凳子，欢天喜地抬着饭桌。二候白露降。早晨，田埂上，菜园里，浮游着一层薄薄的雾，白的白，绿的绿，青的青，如梦似幻。立秋时节的乡村，是中国画里的乡村；三候寒蝉鸣。感阴的秋蝉在午后的枝丫间嘶鸣，秋蝉并不鼓噪，反倒极尽抒情，长一声，短一声。我们掂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子，竿头上蒙着一层蜘蛛网，秋蝉振翅欲飞，却不知，早有一张天罗地网……顽劣如我，儿时捕获的秋蝉最多，我和小伙伴们享受着这小小的恶，这小小的恶，是我们农忙时节仅有的欢乐。

古人一直很重视立秋，认为立秋是夏秋之交的一个重要时刻。早在周代，立秋这天，天子会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汉代沿承此俗，并杀兽以祭，表示秋来扬武之意。到了宋代，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寓“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之意（我家门前有两棵合抱粗的梧桐，以我多年所见，梧桐落叶，其实都在立秋之前）。

庙堂之上，做的都是官样文章。民间自古对节气也很讲究，立秋这天，民间有占卜天气凉热的风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民间讲究二十四节气，秉承的都是实用主义路线。民以食为天。二十四节气除了关系到农时，还时常与口腹之欲、防病祛灾联系在一样。在清代，北京、河北一带民间有三伏之后“悬秤称人”(大多是称小孩)，与立夏时体重对比检验肥瘦的风俗。伏天胃口差，所以不少人都会瘦一些，瘦了当然要补，弥补的办法就是到了立秋“贴秋膘”。“贴秋膘”首选吃肉，以肉贴膘。立秋这天，普通百姓家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等。汪曾祺先生专门写过一篇《贴秋膘》，说内蒙古也有“贴秋膘”的风俗，干部秋天下去考察工作，别人会在背后议论说，哪里是去工作？是“贴秋膘”去了！内蒙古的“贴秋膘”，特指吃手把羊肉。手把羊肉我没有吃过，“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读到这里，口水都流下来了。

这样的口腹之欲，小户人家既消受不起，也满足不了，对于黎民百姓来说，防病祛灾显然更实际一些。自唐宋起，立秋这天，孩子们有用井水服食小赤豆的风俗。取七粒至十四粒小赤豆，以井水吞服，服时面朝西，据说吞服之后，可以一秋不犯痢疾。清代，天津等地流行“咬秋”。人们在立秋前一天把瓜、蒸茄脯、香糯汤等放在院子里晾一晚，立秋当天吃，能避免痢疾。杭州一带流行“吃秋桃”。立秋时大人孩子都要吃秋桃，每人一个，吃完要把核留起来。等到除夕，再把桃核扔进火里烧成灰烬，人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

不光是立秋，民间的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些防病祛灾的风俗，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原因，这些风俗在南北各地的差异又很大，渐渐的，又假巫婆和神汉之手，衍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神秘莫测而又匪夷所思的偏方。在那些无药可用也无钱求医的混沌岁月里，民间偏方纯粹是死马当活马医，是死是活，全凭患者自己的运气。这些广布民间的偏方，普遍发端于对自然、对万物乃至对宇宙众生的敬畏，它们是物质化的心理暗示与精神祷告。我猜，旺财叔发明的立秋的天露，大约也是如此吧。

从字面上看，立秋的“立”，是开始的意思，“秋”由“禾”与“火”两个字组成，是指谷物成熟的时期。立秋前后，草木开始结果孕子，大地即将迎来收获的季节。我国中部地区开始割早稻，栽晚稻。牌楼的早稻熟于立秋前，风调雨顺的年份，还没到大暑，家家户户就磨好了镰刀。穿过二爷家的菜园子（茄子和辣椒都熟了），翻过村口的石拱桥（桥墩像老人空洞洞的牙床，基石剥落，青苔漫漶），就是一代代牌楼人赖以谋生的田野。极目远望，田埂上浮着一层白白的雾气，远处的白荡湖烟波浩渺，水际接天。一水护田，两山排闼。一代代牌楼人在这片山水间刨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尚未成年就跟着二哥下田做农活，锄禾、车水、插秧、割稻、捆稻把，甚至要走上一里多路，将一捆将近一百斤的稻把挑回家。

我喜欢割稻。那些雨后的清晨，高低错落的田野梳洗一新，颗粒饱满的早稻黄灿灿的，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私语，优雅地摇摆，像盛装待嫁的村姑。早起的乡亲已经开镰了。唰——唰——唰——刀刃与稻茬正面交锋，留下一束束齐扎扎的断口。搁置好稻把，断口处会慢慢渗出一粒晶亮的水珠。初二时写作文，我写割稻：“我割得飞快，一束又一束，稻子在田里铺成了一首丰收的诗……”因为这句话，语文老师陆柏松专门跑到我家，兴高采烈地对我父亲说：“你儿子能念书，别让他干活了，让他发狠念书！”父亲欣喜异常，从此对我另眼相看。可惜我当时太过顽劣，又年幼无知，屡屡伤父亲的心，也屡屡让陆老师大失所望。

开镰割稻的牌楼人，早上都要吃“米粑”，此风当为牌楼所独有。包米粑程序复杂，既费时也费事。“一锅米粑两亩秧。”一年忙到头，也只有立秋割早稻、腊月过小年的时候，主妇们才会熬夜排着长长的队伍，有说有笑地磨一箩面，包一锅米粑。做米粑要磨粉。二爷家的石磨坊建在巢山脚下，入夜时分，萤火虫举着鹅黄色的火把，草绿色的火把，仿佛在为熬夜磨面的主妇们照亮。金樱子在山墙边匍匐，白色的花骨朵次第绽开，草叶间浮动着幽幽的暗香。母亲个子矮，力气又小，每次磨粉总要带上二哥去帮忙。那时候我也没有多高，每次磨磨，我总要夹在二哥和母亲中间，上半身挂在磨档上，看上去全力以赴，其实并没有使出多大的力气。母亲心知肚明却从未说破，汗湿的脸上爬满了金樱子一样明媚的笑容。

说是磨粉，其实是磨人，一盆粉要磨两三个小时。磨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母亲还要连夜将脸盆洗干净，舀进两升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在锅台上，盖上锅盖“醒”。面“醒”之后我们也醒了，第二天一早，蒸笼里便飘出久违的米粑香。“米粑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呢？不单单是五谷的香气，我说不上来，乡间诸多食物之香，均无可名状。母亲包的米粑手掌大小，纺锤形，薄薄的面皮上还留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手指印。米粑馅有咸豇豆（家家户户都要腌），也有山芋粉丝（这个也是牌楼的特产），掺着几粒肥瘦相间的肉丁，一口咬下去，余味绵长，“好吃吗？好吃极了！”我十九岁离开牌楼，之后因工作之便跑过安徽省境内许多地方，却再没有吃过这样的米粑。三河米饺与牌楼米粑有几分相似，不过三河米饺是用滚油炸出来的，皮薄，酥脆，只是馅汁太油腻，需佐浓茶以食之。桐城民间早年有吃发粑的习俗，但发粑不是“粑”，是白面馒头。

我很想念母亲包的米粑。如今，母亲已经长眠于巢山，牌楼的留守老人所剩无几，我想再吃一回米粑的心愿久久未能实现，恐怕再也不能实现。

“兹晨戒流火，商飙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唐〕刘言史《立秋》）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宋〕刘翰《立秋》）

……

立秋这天，诗人们吟诗寄怀，托物言志，写立秋的诗词不胜枚举。在古代的诗词中，节令之秋往往隐喻人生之秋，透着一种落寞之意与苍凉之态。唐人李益的《立秋前一日览镜》最有代表性，诗云：“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李益一生为官，垂暮之年，忍不住涌起无限悲思——起句感叹人生世事如过眼云烟，承句感怀镜中之我已老态龙钟，转句自嘲一生所得唯有鬓上白发，结句惜时怜己，岁将暮，人将老，不亦悲乎！

就在众多诗人感怀悲秋之时，刘禹锡却独树一帜，在《秋词二首》中这样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反往昔悲秋的文人时尚，表达了爱秋、赏秋的新意境。尽管王维的《山居秋暝》已流露了“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尚秋情绪，但传达的只是一种归隐意识，而刘禹锡却独辟蹊径，气势豪放，立意高远。

一年四季，寓意着人生的四个阶段：少年、青年、中年和晚年。对四季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人生的态度。四季中，我偏爱大地微凉的秋，偏爱枝头累累的秋实，偏爱日暮时分的秋水、长天、落霞与孤鹜。人进中年，我尤喜在秋日的余晖中枯坐，天气不冷不热，光阴不疾不徐。薄暮冥冥，我时常生出回到牌楼的幻觉。如今的牌楼，我每年只回去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冬至。二○一一年，七十四岁的旺财叔在睡梦中驾鹤西去。旺财叔不算高寿，但他总说“我活够了”“我真不想再活了，活着累……”顺子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智力缺陷，歪着头，双臂蜷曲，呵呵呵一个劲傻笑。女儿精神障碍，一年四季赤着脚，十几岁了还裸着身子在村子里乱跑。顺子老婆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投身白荡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踪迹全无。顺子比我小三岁，但他尚未不惑便已经老了，满头白发，行动迟缓。“我活着还有么意思？还不如死了……”那年清明，顺子蹲在旺财的坟头，一个人嘤嘤地哭，向着一堆茂盛的杂草悲切地诉说。我轻轻地喊了一声“顺子”，他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抓住我的手，粗大的喉结上下滚动，泪眼模糊。他的手，像褪过毛的鸡爪子，一层皱皮包着几根嶙峋的细骨头。被他紧紧地握着，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心里满是酸楚。

巢山肃穆，坟茔低矮，那是乡亲父老最后的宿地。永久的。唯一的。一辈子的路，最终在坟茔上站了起来，成了一块小小的墓碑。时间这破坏者，也是唯一的胜利者。我们终将在时间这条渺无际涯的长河中湮没，杳然，默默无闻。旺财叔，顺子，乡亲父老，你和我，时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长空澹澹，万古销沉。

纸扎

“你可怕啊？”五叔摸着我的脑袋，笑眯眯地问。我摇了摇头，好奇地盯着祖父的灵屋，想触摸又不敢靠近。祖父的灵屋是两间敞亮的瓦房，瓦房前面还圈了一座四方四正的院子。我家的土坯房已经和祖父一样老了，看上去比祖父还要老，我没有想到，登仙之后的祖父会撇下我们，独自搬进这样一栋气派的瓦房。祖父的院子里，站着一堆花花绿绿的纸人，男的戴着帽子，女的扎着辫子，还有一些人提着篮子、扛着锄头、挑着担子、抬着轿子……赶集一样热闹。太稀奇了，我没有见过，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

“小老兵，来，五叔跟你讲啊——这个叫开路鬼。这个叫大头鬼。这几个是抬轿子的。这四个，红色的，是童男。那一排，八个，喏，绿色的，看见没有？是童女……”五叔指着那些栩栩如生的纸人，一个个地教我辨认。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它们，精致的面部轮廓（没有眼睛。纸人是不能画眼睛的），明媚的服饰颜色（朱红，墨绿。针线历历可数）。乍一看，很像村子里的那个谁，仔细看，又不像了。游离在像与不像之间。眼花缭乱。我记住了那些朱红色的童男和墨绿色的童女（这就是所谓的“红男绿女”），是真的红棉袄、绿衣裳，可爱极了。在牌楼，只有新嫁娘，才有那样喜庆的装扮。

暖阳如瀑，从瓦楞间泻下来。祖父的灵屋在半明半昧中矗着，仿佛他寂然而平淡的一生。聚光灯一样的光瀑里，花花绿绿的纸人显得异常醒目，似乎即将复活。祖父真的死了吗？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葬礼，然而，那些童男、童女和轿夫又让我对死亡产生了怀疑，祖父或许并没有死，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衣食无忧，既没有病痛，也没有烦恼，有童男做饭，有童女洗衣，出门还有人抬轿子。不可思议，按照五叔的说法，那是神仙过的日子。我不知道神仙究竟过的什么日子，神仙过的日子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非常不解，既然另一个世界如此幸福，我们干吗还要待在这个世上起早贪黑地忙活呢？我问五叔，五叔愣了好半天，脸上浮起又黯然又惊诧的神色，然后便望着我，咧着嘴笑。笑到后来，五叔只好哄我：“你还小，不能整天死啊死的，不吉利。不懂？不懂也不要问，大了自然就懂了。可知道唻？”我点了点头，似懂非懂。五叔越是不说，我越是困惑。除了五叔，我不敢再问其他的大人，包括父亲和母亲。在童真的世界里，死，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也是一件需要避讳的事。大人的极力避讳，反倒激发了孩子们的窥视欲和好奇心。因此，乡下孩子的死亡教育，都是在葬礼上完成启蒙的，尽管这样的启蒙，一开始就被镀上了“形而下”的顽固烙印。而城里的孩子，他们的死亡教育是“形而上”的，批量灌输的生死观甚至以教科书的形式保障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正确。不知死，焉知生？不认识死亡，也很难透彻地认识生命。现如今，动辄挥刀弄枪杀人越货的，正是一群匆匆忙忙长大的孩子。对于生命，哪怕是最卑微的生命，也要葆有一颗敬畏之心，而这一点，大人并没有正确地教导过孩子们。事实上，大人也无从教导，他们自己也从未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生死教育的残缺，已经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死亡教育其实就是生命教育。在我看来，死亡教育的重要性，高出语文、数学和英语，是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

那一年我八岁，混沌初开，既好奇烛火般明灭的死亡，也畏惧只有眉毛没有眼睛、只有鼻子没有嘴巴的“大头鬼”和“开路鬼”，更多的，还是挥之不去的困惑。这份困惑埋在心底好多年，每一次打开，都像经历一次梦魇。除了偏方，祖父一生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牌楼一直没有赤脚医生），也没进过一次医院（离牌楼最近的卫生所，在十公里之外的扫帚沟街。十公里，太远了，几乎到了天边，渔民出身的祖父徒步走不了那么远）。临终当晚，祖父还喝了一碗山芋稀饭。一切如常。夜半时分，祖父忽然喊了两声“小老虎”（我二哥的乳名），等父亲闻声起床时，祖父已经弥留，半个小时不到便寿终正寝驾鹤西去。祖父终年八十九岁，罕见的高寿了，在牌楼，这样的丧事已经不是丧事了，是喜事，俗称“白事”。白事当然也有悲伤，但悲伤已经很浅了，没有人恸哭，妇女们嘤嘤的哭声从白色的孝帐里传出来，仿佛遥远的摇篮曲。没有人上去劝慰，大家都心知肚明，上人死了，下人总要哭几声做做样子，这是哭给活人看的。更多的时间，乡亲们团团围在一起，抽烟，喝茶，谈笑风生，和闹洞房一样百无禁忌。禁忌其实还是有的，“白”事，“事”字前面还有一个“白”字——雪白的挽联、经幡、孝帐和花圈——这个“白”字，会让人想到一夜大雪之后银装素裹的山峦、河流、草木、大地。周遭一片白茫茫。置身天地间，人太渺小了，沧海一粟，不值一提。众生必死，在死亡面前，人更加微不足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逝的不只是水，还有有形的人类和无形的时间。

祖父的牌位立在他的灵屋前，案上两根粗硕的烛兀自垂泪。五叔已经在祖父的灵屋前守了三天，古铜色的脸上，悲伤悉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皱纹一样醒目的疲惫。疲惫的五叔依旧和蔼可亲，面容慈祥。父辈中，五叔的长相最像祖父，性格也像，遇事不紧不慢，沉稳中透着安详。我问五叔，“这是谁扎的啊？太像了……”五叔的眼神从纸人身上收回来：“老朱扎的。杏庄的老朱，也就他能扎得这么像。”

我知道杏庄，但不认识老朱。杏庄就在牌楼隔壁，顺着巢山脚下的一条羊肠小路往西走，穿过一片错落的田畈，绕过一片苍翠的竹林，杏庄就到了。杏庄那么大，哪个才是老朱的家呢？我和大强结伴，像两只没头的苍蝇在庄子里乱飞。杏庄和牌楼几乎没有区别。两三栋砖瓦房。十几栋土坯房。拐一个弯，面前忽然冒出一座圆锥形的草垛。在砖瓦房、土坯房和草垛之间，是一片片篱笆扎起来的小菜园，青的青，红的红，紫的紫，生机勃勃。入秋了，杏庄没有杏花，几株粗壮的山茶从篱笆墙上探出来，洁白的花瓣，满月一样怒放。房前屋后都是树，梧桐、枫香、乌桕（心形的叶子在秋风中泛红，我们叫它“洋辣子树”）、构树（我们叫它“橡皮树”）、刺槐、泡桐、椿树、桑树、楝树。这些树，牌楼都有。还有一些杂树，我和大强都不知道名字。果木中杏树最多，也有很常见的桃树、梨树、枣树、枇杷、无花果。那一次，我和大强一无所获，不敢问人，也没有人问我们。大人草草地瞟我们一眼，很快转过身去，似乎都有极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条威猛的大黄狗，从敞开的院门里蹿出来，又在几米远的地方顿住了，粗壮的尾巴一寸寸垂下去，低沉的怒吼着在地面上滚动。我吓软了，大强也吓软了，想哭又不敢哭出来。好在它主动放弃了攻袭（今天想来，它之所以突然放弃攻袭，是因为我和大强始终手牵着手），可它还是屁股和尾巴耷在地上，上身耸立，昂着头，器宇轩昂的样子，警惕地盯着我们。

见不到老朱，我对纸人的好奇心并没有泯灭。每逢人家举丧，我总要想方设法地缠着五叔，让他陪我去看。我想看的不是葬礼，而是灵屋和纸人。它们都出自老朱一人之手，其实大同小异，但我总是看不厌。五叔始终不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都一样啊。难不成你还想学扎纸啊？”我同样不解地看着五叔：“我是想学扎纸，不能学吗？”五叔先是一愣，接着便扳起了脸：“小老兵，你听着，这条路你走不通！扎纸是个饭碗，这不假，不过呢，这碗饭不好吃，你也不能吃。我们这一门谁也不能吃。可听见了喔？！”五叔从未责骂过我，但那一次，五叔的语气却极其严厉。他的当头棒喝，瓦解了我找老朱拜师学艺的念头，也渐渐让我明白，虽然灵屋和纸人是门好看的艺术，但扎纸却不是一门好学的手艺。遇到人家举丧，他再也不肯带我去看，仿佛变了一个人，大队干部的样子，拽文，说古，翻来覆去地念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在哪呢？他想了半天，答不上来，脸涨得通红，想发火，又不好直接发作……许多年之后，我还记得他的窘态，那种老实的窘态，孩子般的，近乎可爱。他是真的疼我啊，既毫无原则地纵容我的顽劣，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要好好念书。然而，当时，我并不明白他的疼，也不理解他的突如其来的改变。

终于见到老朱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省城谋了一个并不喜欢的饭碗。之前那漫长的十余年，我再也没有主动去看过人家的葬礼，也再没想过拜老朱为师学扎纸。小学和初中，我无数次经过杏庄，也无数次遭遇那条大黄狗。我已经不怕它了，每次它朝我奔来，我总会准确无误地掷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石头。黄狗喜欢追逐我的小石头，在一次又一次的追逐里，我们终于成了好朋友。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些气派而逼真的灵屋，惟妙惟肖的纸人，以及形态各异的魑魅魍魉，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扎纸这门手艺对我已经失去了神秘感。

扎纸，又叫纸扎、糊纸、扎罩子，是一项传统的民间技艺，古时“五花八门”就有扎纸这一门。哪五花呢？金菊花：卖茶的女人；木棉花：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酒楼歌女；火棘花：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挑夫。八门是指：一门巾，算命占卦之人；二门皮，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变戏法的人；四门挂，江湖卖艺人；五门平，说书评弹者；六门团，街头卖唱的人；七门调，搭篷扎纸的人；八门聊，高台唱戏者。七门调，说的就是扎纸的。

扎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后就有了这种技艺。相传，扎纸源于民间的迎春活动“打春牛”，继而引入传统的年节和丧葬活动。到了宋代，扎纸以它精美的彩绘和特有的艺术造型达到鼎盛。清末以后，受各种文化的冲击，扎纸开始走向式微，风光难再。如今，扎纸作为一种传统的丧葬习俗，依旧残存于民间，不过也已难以为继了，它渐行渐远的身姿，显出了龙钟的老态。

广义的扎纸包括彩门、灵棚、戏台、匾额、人物、戏文、风筝、灯彩等项，狭义的扎纸主要是指祭祀活动中的纸人、纸马、摇钱树、金山银山、牌坊、门楼、宅院、家禽等用来焚烧的纸制品。虽然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都是扎纸的对象，但约定俗成，有些东西是不扎的，比如糖罐和汤匙。

五叔喜欢吃糖，他可以几天不吃菜，但不能一顿没有糖。红糖拌稀饭，他一天能吃三顿，一顿能吃两大碗。五叔对糖的痴迷让五婶有些隐隐的不安，五婶把糖罐子藏了起来，他于是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五婶拗不过，终是毫无办法。“你就死吃吧，吃到死！”五婶原本只是说说气话，不幸竟一语成谶。五叔晚年患上糖尿病，尿里都是糖，又始终不肯去医院，最终恶化成了尿毒症。离世那年，五叔刚满六十周岁，他在端午前夕的一个雨夜独自离开，和那些外出谋生最终杳无音讯的牌楼人一样。决绝的五叔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走的，五婶有所察觉时，他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等我陪父亲赶到牌楼时，五叔已经躺在门板上，全身蒙着一床绛红色的绸被单，一只粗粝的蓝瓷碗搁在枕边的地上，碗里举着一盏小小的长明灯，灯芯草跳荡的火焰氤氲着一小团暖融融的光晕。雪白的经幡高挂。灵位前的相框里，碳素的五叔（民间画师的作品，这也是一门即将消失的手艺）依旧笑眯眯的，仿佛就在隔壁喝茶，并没有走远。恍如隔世。我喊了一声“五叔，老兵回来啦”，他不说话，我又喊了一声“我再陪你下一盘棋吧……”他依旧没有回答。我伏地痛哭。这个躺在门板上一言不发、视我如己出的人，竟没有抽过我一根烟，也没有吃过我一颗糖。我上大学之后，他忽然迷上了象棋，每到寒暑假，尤其是春节那几天，他总要抽空找我“杀几盘”，抽车，跳马，架炮，将军！每次都是他赢，乐呵呵地笑，露出一口残缺不齐的牙齿。“每一步都要走准了，可知道？一步走错，不说全盘皆输，至少你要绕许多弯路……”这既是象棋之道，也是他从棋盘上悟出来的人生哲理……如今，他再也不能喊我下棋了！那种渗入骨髓的痛无法言传，只有失去至亲的人才能体会。

第二天一早，老朱来了，黝黑而粗糙的国字脸，长而弯曲的八字眉，不怒自威，像京剧里的张飞。一时间，我竟有些神思恍惚，他身上的煞气太重了，我无法把眼前这个人与那些精美的扎纸联系起来。那些栩栩如生的纸人，几可乱真的灵屋，从记忆深处慢慢复活。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忘却，原来它们一直都在，它们唱歌，它们跳舞，它们赶集，喜气洋洋，美轮美奂。我正准备上前递烟，老朱已经准备走了。他很胖，白汗衫裹着的后背，汗渍渗出来，像一块左右晃动的门板。五婶撵着他，一边作揖一边说：“好人咯，你好歹给扎几个……”老朱一只脚已经迈出了门槛，又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不是我不扎，我是真没有扎过。你去问问啊，谁家老人扎糖罐、扎汤匙？我扎纸五十多年了，没哪家扎过啊……”老朱话音未落，父亲从门外闪进来：“凭你老朱的手艺，什么东西扎不出来啊？凡事都有破例，你讲可是吧？”五婶急忙附和：“是这么讲嘛。他就服你的手艺！你就当是做好事了，好人咯……”老朱的脸上浮起一片不易觉察的微笑，他瞥了一眼碳素的五叔，好半天之后终于点了点头。

第二天中午，志武就挎来了一只竹篮子，竹篮里摆着两只糖罐和四把汤匙。糖罐和实物大体相仿，汤匙是用硬纸板扎的，形似一条修长的鲫鱼。“哎哟！这个老朱，真是的……”五婶接过竹篮子，喜滋滋的，乡亲们围了过来，一面好奇地打量着糖罐和汤匙，一面异口同声地夸赞着老朱的手艺。等五婶回过神来，准备和志武结账时，文文弱弱的志武已经走远了。

志武是老朱的长子。志武的爷爷老朱的父亲是个道士，扎纸这门手艺就是道士传下来的。在乡亲们的传说里，道士是个异人，他很早就掐准了自己的死期，临终前几天，他让老朱挂出了“朱门纸扎”的木质门牌（道士的手笔，朱砂写的，馆阁体），还郑重其事地立下一道遗嘱：“朱门纸扎出朱门，不许传给外姓人。”如今，方圆数里，会扎纸，也还在扎纸的，只剩志武一个人。能掐会算的道士大约没有料到，到了志武这一代，竟没有人愿意再传承他的手艺。志武的两个堂弟很早就离开了牌楼，一个做生意，一个做厨师。志武是长房长孙，别无选择，只好跪在祖宗的神位前，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了“朱门纸扎”最后的传人。志武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书没有念出来，在义乌打工”，小的是儿子，上大学了，从不承认自己的曾祖父是一个道士，绝口不提自己是“朱门纸扎”的后人，而且父亲还在扎纸。在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里，扎纸属于一个没落而蒙昧的世界，而他的世界是一座象牙塔，代表着科学、健康和文明。大学生已经离开了牌楼，和他的两个堂叔相比，大学生的离开更加彻底。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逃离，使一座座村庄“空”了下来。世界不在牌楼，世界在大学生所在的那个世界。毫无疑问，“朱门纸扎”传到志武这一代也就到头了，它将和志武一起消亡。与生命的消亡相比，手艺的消亡更加无声无息，没有人在意，也不太可能再有人惦记。当志武极不情愿地披上老朱的道袍时，垂暮之年的老朱颤颤巍巍地亲手将那块家喻户晓的门牌摘了下来。在乡亲们好奇的目光里，志武恭恭敬敬地接过门牌，双手微微颤抖，像清明、冬至和春节时接过祖宗的牌位。整个过程，父子俩一言不发，心照不宣。那时候，殡葬制度已经开始改革，遗体一律火化，城乡“一刀切”。从土葬到火化，改变的不仅是丧葬模式，还有沿袭多年的风俗和礼仪。比如扎纸。火化是一种减法。推行火化，就是删繁就简，葬礼的仪式感消失了，程序单一，直奔主题。土葬被强行取缔之后，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扎纸必须和葬礼一样从简，不然就喧宾夺主了，显得很突兀。

老朱和志武都明白，曾经风光无限的“朱门纸扎”已经走到了尽头。晚年的老朱深居简出，几乎从不上街，更不主动串门。春天的嫩绿的清晨，早起的乡亲偶尔能看到他剪着双手，在大塘四周心事重重地散步。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告别这个世界，在呼天抢地的号啕中灰飞烟灭，但上门请老朱扎纸的人越来越少，偶尔有人上门，出面接待的都是志武。披上道袍的志武一改昔日的文弱形象，风里雨里，他已经淘出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像一座铁塔。

即便是火葬，灵屋也不可或缺，为亡人烧灵是葬礼中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不过，现在的灵屋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灵屋都是半成品，最后用纸糊起来的。二○一一年元旦，在与尿毒症斗争了四年多之后，母亲依依不舍地松开父亲的双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独自前往另一个世界。母亲的灵屋是老朱亲手扎的（志武只是帮忙打打下手），雕梁画栋，花团锦簇。飞檐是飞檐，翘壁是翘壁，大门是大门，窗户是窗户，院子是院子。院子中央，卧着一条狗、一只猪，立着一头牛（男死烧马，女死烧牛。据说古时，人死之后是骑着马飞上天的，烧纸马，是希望亡人能像古人那样骑马上天。女人烧牛，说是女人在世时洗衣做饭，浪费了很多水，烧牛是帮着女人喝掉一些水，以减轻她前世的罪过），匍匐着一群鸡（也或许是鹅）；门前，还站着四个清清爽爽的童男童女。太贴心了，像是换了人间。母亲的灵屋是老朱的收官之作，他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毕生所学，他高超的技艺也在母亲的灵屋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几年后，当留守在牌楼的老人们无意中谈到母亲时，仍会想起老朱的收官之作，仍会情不自禁地啧啧称奇。

二○一七年盛夏，日落时分，父亲在睡梦中往生。志武闻讯赶来，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推销他的灵屋和扎纸。老朱已经过世了。那个初冬的清晨，妇女们蹲在大塘的石板上洗衣，老朱剪着手走在塘埂上，慢悠悠的，像风中飘荡的一枚黄叶。谁也没有料到，也没有人在意，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老朱忽然一头栽倒在地。前后不过十分钟，等志武闻讯奔向塘埂时，老朱的鼻孔里渗出一摊血，脉搏已经不再跳动。当天早上，他五点钟不到就起床了，烧水，泡茶，还熬了一锅糯米稀饭，怎么会说走就走，而且还走得这样快呢？他是积了大德了，这样的死亡，没有一丝痛苦。这样的死亡，也最接近生命的虚无。说起父亲的死，志武一脸茫然，让人怀疑他是个冒牌的道士。道士和扎纸一样既需要悟性也需要苦修，这是一条清苦的艺术之路，半途而废的人比比皆是。

与母亲的灵屋比起来，父亲的灵屋寒碜了许多，薄，而且脆，像余晖里瞌睡的老祖母。有一扇窗户已经破了，粘着一条细长的透明胶带。没有狗，没有猪，没有马，也没有鸡或鹅，更没有童男童女。敷衍了事。完全不是“朱门纸扎”的水准和手艺。“你这完全是在糊哦！”我很生气，志武无所谓地笑：“呵呵呵，本来就是糊的啊。”志武懂得与时俱进，他自己很少动手了，雇人干，一天一包烟、两顿饭，夏天喝冰镇的啤酒。乡下有的是这样的闲人，或残疾，或智障，或是再也回不了家的流浪汉……虽然近乎盘剥，总归也是善事，乡亲们并没有太多的闲话。更令我生气的，是志武的自作主张，他在父亲的灵屋里塞进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太阳能热水器，汽车、房产证、存折，凉拖鞋、棉拖鞋、胶鞋、雨靴、布鞋、单皮鞋、棉皮鞋，箱子、衣橱、背心、褂子、衬衫、短裤、夹克、薄裤子、厚外套、棉裤、棉袄，床头柜、板凳、椅子、餐桌、雨伞、手电筒、碗柜、锅碗瓢盆、勺子、筷子、菜刀、高压锅、电饭煲，还有纸牌、扑克牌、麻将和手机……日常生活用的穿的吃的玩的一应俱全。当然，所有的物件都是纸糊的，明码标价，按件收钱。灵屋一千八百元，那些乱七八糟的物件共计五百四十元。我多少有些讶然，“朱门纸扎”的志武，居然成了一个发死难财的生意人，道袍是他最有效也最具迷惑性的道具。志武一面和我核对账目，一面解释说，“现在都这么搞！人家都有，就他老人家没有，那怎么行呢？也不要几个钱。你定哦，实在不想要，我就带回去，反正这东西又坏不掉……”人家都有，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怎么能没有呢？一定要有的。我不想再和一个成竹在胸的生意人讨价还价。父亲在镜框里笑着，又向镜框里退去。志武捧着一盏锈迹斑驳的茶杯，坐在凳子上，抽烟，笑眯眯地看着我数钱。天气太热了。脱下道袍的志武裸着膀子，与乡亲们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口喝酒，专心致志地对付红烧肉，说各种各样的荤段子。老朱身上那种神秘的“场”从志武身上消失了。志武主动走下神坛，骑着摩托，一路踉跄。老朱从来不骑摩托，他坚持步行，步行中的道袍有一种飘然物外的出世感。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我不知道这种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座村庄，但我知道，志武将是小村牌楼最后一个道士。

江少宾，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安徽枞阳。供职媒体，业余写散文。曾获人民文学奖、西部文学奖等。

一言不发 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