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成功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后，今年6月以来，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的四台遗址开启了新一年度考古发掘，持续引发深度关注。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四台遗址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期的无缝连接，为研究旧新石器过渡、旱作农业起源、早期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远古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群体流动到逐渐定居

(相关资料图)

成组房址，实证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

8月，冀西北的风轻轻吹着，阳光照在四台蒙古营村南的缓坡上，考古技工们在遗址探方内忙碌着。“今年批准发掘500平方米，田野工作将持续至10月底。今年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探寻万年前后的聚落范围、结构布局和其他物质遗存。”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赵战护说。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一直是世界性课题。2004年一次雨后，村民偶然发现了四台遗址，考古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2015年至2018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器物引起考古界关注。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联合开展了持续至今的发掘研究。

“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20年至2022年底，发掘面积1700余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贝、角类遗物1500余件。”赵战护告诉记者，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四台遗址目前所发现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五组，分别为距今10400—10000年、9200—9000年、7600—7400年、7300—7100年、6800—6400年。

第一组遗存中，发现6座距今万年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还发现灶、柱洞和灰烬堆积以及较多的细石器遗存。第二组遗存中，发现了4座半地穴式房址和较多的骨针、骨锥研磨器等。“这是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批量房屋建筑，标志着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揭示出人们的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群体流动向新石器早期并逐渐定居的转变。”赵战护说。

考古人员还对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了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对这一时期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均指示出这一时期为“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温凉偏干，有河湖水源，适合人类过定居生活。

“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经研究发现均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告诉记者，“这些意味着，四台遗址建立起北方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无缝连接，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过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而典型的证据。”

从采集狩猎到种植

驯化农业，成为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旧新石器过渡，有时也被称作农业革命。人类以前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到农业革命时，人类逐渐开始驯化植物、生产食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说。

这一重要转折，可用两个经典场景予以对比呈现——

近200万年前，泥河湾马圈沟，一头猛犸象陷入沼泽。一群古人类途经此地，用石块、木棒等原始工具猎杀猛犸象，切肉取食、敲骨吸髓……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这一保存至今的古人类进餐场景被称作“东方人类第一餐”，生动讲述着旧石器时代泥河湾古人类狩猎的故事。

约200万年后，距“东方人类第一餐”约200公里的四台遗址，一群远古先民不再四处渔猎，而是逐渐地有了居住地。他们辛勤劳作，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铲等工具来生产加工植物资源。他们成组配套地使用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聚落规模的扩大。

“第三组遗存中，发现大量石磨盘、石磨棒等加工类工具和石铲等翻土类工具。我们从石磨盘表面提取出淀粉颗粒，实验室分析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淀粉粒，同时浮选出碳化的粟、黍颗粒，年代测定为距今7600年前后。”赵战护说，这表明至少距今7600年前后，四台遗址的古人类已经有了较成熟的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之一。

2003年，西辽河流域的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1500余粒新石器时代碳化谷物标本。据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隆沟遗址发现的谷物距今约7600年，这个年代数值和四台遗址粟、黍测年结果一致，说明这个阶段中国辽西和冀西北，甚至整个北方的粟、黍种植已相当普遍。基因研究也表明世界上的粟、黍都来自同一个起源地——中国北方地区。”赵战护说。

“从已探明的四台遗址聚落范围可知，这里曾有众多人口。”张文瑞说，对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发展研究显示，四台遗址第三组时期农业或已趋于成熟，农业生产带来了人口增加，大量陶器的出现揭示出定居生活的成熟，“这些陶器是生活用具，大都集炊具、盛储、汲水等功能于一体，意味着熟食物品种类增多，说明人类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在更深层次促进着农业生产和发展。”

从区系类型到文化传播

探寻源头，追溯远古先民迁徙交流路径

8月7日至9日，“何以中原：区系类型的反思”学术研讨会在张家口市尚义县召开，国内高校、科研院所近百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沟通南北 串连东西——尚义四台遗址考古发现”“区系类型理论与红山文化研究”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认为尚义四台遗址是实证万年文化史的重要遗址之一，要进一步深入做好挖掘、整理、阐释和文化谱系研究工作。

譬如，四台遗址出土陶器上，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编织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哈民文化、太行山东麓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这些发现，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赵战护说，四台遗址所反映的区域文化特征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大文化区——燕辽文化区，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视野放得再远些，考古研究正勾勒出一幅更恢宏的图景——

张家口是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四台遗址第五组遗存中，出土了大口尖圜底罐，是目前国内已知公开报道的唯一一件此类型器物。经专家研究，该器物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的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展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或更早之前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四台遗址发现的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也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高原，最远到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这些文化遗存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远古先民的迁徙和区域交流。”张文瑞说。

历史的天空“满天星斗”，照耀着对远古先民的溯源之路。四台遗址，为中国北方万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实证。接下来，考古工作者将继续对四台遗址本体及周边遗址进行发掘，持续开展中国北方农业起源、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动力机制等研究，进一步丰富四台遗址万年文化的内涵。（河北日报、河北日报客户端记者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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