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从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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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沉洲《乡村造梦记》

梦想，自古到今，都是一个带着滚烫温度的热词。梦想本身是一种初心或志向的外在表达。对文学创作而言，梦想与书写，似是两只挥向天空的翅膀，载着诗和远方飞翔。

沉洲洋洋28万言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便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个场景：闽东屏南县有一个叫龙潭的小山村，落后、古老、偏僻，然而就是在这个小山村，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总策划林正碌敢于大胆“造梦”，通过三步走的方式，强势推动古村复兴计划。第一步，用艺术改造农民，使其文化转型;第二步，修缮老宅和建造公共空间，营造适宜人居的山水人文环境;第三步，引入一批热爱乡村的外来艺术家入驻，带动本地外出人口回流，最终实现了古村的复兴。这个三步走，一下子将小山村与全球化的时代链接在一起，进而迭荡出一部新山乡巨变的典型样本。

2014年，林正碌敏锐地预见到，随着互联网的加速和移动支付、自媒体等新经济形态的日新月异，乡村与城市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样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他以教农民画油画为切入点，在闽东屏南县的空心村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教学活动，精准扶贫。通过教画、自媒体售画，让农民增加了收入，提升了自信，更新了观念。然后，他又配合龙潭村复办“完小”、修复传统民居，村两委也跟进有效治理，打造出“挂得住乡愁”的人居环境。在屏南县乡村三级组织大力支持下，龙潭村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乡文化、生活方式的和谐共融，引来一批批热爱乡村的城里人到此学画、旅游、创业。随着城里人入住，村民回流，新经济业态兴起，昔日衰败的龙潭村变成网红村，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发生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根地和弘扬地、新生活方式的展示地和输出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应该说，在那些古村，在处于文化弱势群体的村民中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艺术事业，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一个壮举。说它是一个壮举，是因为它成功地颠覆了传统观念和以往经验中对普通农民的角色设定。通过这个具有革命性的壮举，不仅使普通村民获得了艺术理念和艺术技能，更通过艺术魅力和生命实践唤醒了他们的个体认知，重塑了他们的信心，让这个群体焕发出重塑、重估生命价值的内生动力，继而激发出他们的创造活力，从而获得远超现实的生命光彩和尊严。

《乡村造梦记》所书写的是作者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城市和乡村，熟悉的自然景观或人间烟火。纵观沉洲这些年所写的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大致都与他生活的地方密切相关。这一次，他能注视并切题于屏南古村，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到达。这个到达既有眼睛和耳朵的到达，也有大脑与心灵的到达，更有思想与灵魂的到达。“到达”之后，沉洲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进行“长驻”，以林正碌在屏南古村推行“人人都是艺术家”为切入点，以农民增收、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观念更新为转折曲线，水到渠成地呈现出一帧帧热气腾腾的乡村创业的现实场景图。

近几年，涌现了大量与乡村振兴题材有关的报告文学，包括前一个阶段的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可以这么说，全国数万个乡村都集体行进在乡村振兴的这面大旗之下。任意走进一个乡村，都能打捞出盆满钵溢的乡村振兴故事。而这，无疑也成为作家们写作的富矿。一时间，乡村振兴题材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报告文学题材，大家或抱着淘金想法，或肩负着某种委托或使命，纷纷进入这个题材的写作。从国家级作协会员到省级作协会员，再到县级作协会员，都在从事着同一个“重大题材”的写作。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大量同类题材的涌现，难免会存在粗制滥造和同质化的现象，泥沙俱下，品流参差，也丰富也庞杂。写的人埋头苦干，迅速地制造着庞大的作品和庞大的文字数量，读的人目不暇接，却不知道到哪里去实现自己的心里期盼和兴奋点。沉洲的这部乡村振兴题材的作品，却迥然不同于一般性作品，让人眼前一亮。

首先，这部作品讲述的文化建设带动乡村振兴的“屏南模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在大时间格局精准定位，展开了屏南故事的生动书写，同时屏南故事也支持了《乡村造梦记》主题的提炼和构建，形成沉洲独特而深刻的思考。在作品中，沉洲以象征性的结构、典型的对话和细腻的心理描写等丰富的文学表现手法，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人们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文化如何赋能乡村?最没文化的农民如何转变为文化贡献者?弃用的传统民居如何活化保护，进而变成文创空间?年轻的逆城市化者如何在乡村生活和创业?如何实现城乡和谐融合?为什么创造精神产品是人类的终极追求?这些问题在书中的人物故事里，逐一给出了确切的或可能的答案。因为有了深刻思考和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才使文创振兴乡村的成功案例，得以在一个曾经破败的小村落落地，成为可资借鉴的文创示范性样本。这使得《乡村造梦记》不再是一个远离尘世的缥缈之梦，而是一个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入世”之梦、一个与自然与社会与人和谐相处的真实之梦。这更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梦”。

其次，这部作品就文本意义上讲，也有其积极意义，比之一般性的报告文学，就是对那些注重报告性而忽略了文学性的新闻体报告文学来说，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乡村振兴典范写作的“范例样本”。由于小说笔法的穿插运用和故事情节的巧妙设计与绵密编织，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复杂性和立体感，给人以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感觉。作品以第一人称进入乡村振兴现场，通过对叙述对象的精心设计、各种素材的精致遴选与巧妙剪接、切入角度的独特选择，把作者自身田野调查轨迹、认知、感触与书写对象的思想、观念、行为、境界等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了既有故事的曲折推进，又有细节的细腻描写，还有事件总体勾勒的“高质、高效”文本。让读者在既有小说精致、细腻的文学性，也有报告精明扼要的即时性之间，获得了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和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前沿信息。这些现代、前沿的信息，充满了与智能时代相匹配的观念，读者领悟，确可开拓人们的视野。

譬如：作品中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透露出的互联网时代区位优势变弱，农村与城市机会相等;大数据时代人力将被智能机器取代，只有创造才能留下痕迹;用“自证”系统激发审美和人文情怀，变不可能为可能;在农村建康健养老基地是伪命题;乡村是人才成长的储备空间等，无不令读者脑洞大开，继而激发出新思维、新观念和新的时代感。

再次，这部作品具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结构方式。细品起来，其结构宛若瓜藤，既有外在的开花结果，也有内在的生长逻辑。沉洲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个性化叙述节奏和叙述腔调，使得整体叙事变得沉实、稳重且情感饱满。作品不光着眼于乡村脱贫和振兴，还超越了表象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更大程度地关注了人们心灵的提升和命运的改变。不得不承认，在蜂拥而上、人云亦云的扶贫和乡村振兴叙事中，沉洲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报告和歌颂，而是担负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站在行政体系之外提供了一个作家的思考和路径。不管他的想法是否成熟，至少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提高扶贫的长效性和有效性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包括思维、方法和道路。

《乡村造梦记》的主人公林正碌是一个文化名人，也是一位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乡村振兴实验者，他心怀远大梦想，虽说有着满脑子的奇思妙想，却又始终接着地气。他步履不停地在乡村大地上奔波，不仅唤醒了一个个村庄，唤醒了一批批人，同时也唤醒了我们对美育的重视，彰显出艺术的神奇和力量。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像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那样过分赞美，把人物神化和扁平化。沉洲抓住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完全超越了标签化、概念化的框范，将林正碌个人性格、气质、观念、思想和行为，落实到精神追求、情怀、境界和内在力量、内在逻辑上，成功实现了由现实到艺术的转化。详阅文本，我们可以在作者营造的艺术氛围中，清晰地感受到林正碌浓浓的乡情和乡土情怀，但也让我们感受他所承受的现实压力，让读者在感慨、感叹之余，对林正碌抱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对林正碌这个正面角色所持的公正客观的批评和希望。应该说，《乡村造梦记》的书写克服了某些报告文学平面化的弊端，真正实现了文本结构和思想维度的立体化。

除了对林正碌这个主要人物进行浓墨重彩书写外，《乡村造梦记》还刻画了周芬芳、张峥嵘等一群有情怀有理想、敢担当的基层干部，讲述了一批农民、残障人士、城市逆流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进而构成了一个以林正碌为“C位”的时代群像谱。正是这些人，将个人的理想信念连接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使乡土呈现出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乡村振兴的诸多思索。

这些年，文学的“破圈”与“出圈”，成为一个文学现场讨论的现象级话题。一些人认为，报告文学叙事相较于小说叙事，故事性偏弱。这就等同于宣告报告文学这一文体难以“破圈”和“出圈”。实际上，报告文学同样也可以像小说一样讲好故事。茅盾先生很早就指出：报告文学的“形式范围颇为宽阔，长至十万字左右，简直跟小说同其形式的”。沉洲不仅运用散文化的笔法塑造人物、电影场景设计的镜头化处理等艺术方法，进行报告文学的叙事，他还极好地发挥了他的语言天分，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成最贴近表达对象的独特阅读感觉。所以，他的报告文学读起来很有些小说的滋味。

《乡村造梦记》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再现乡村人群的生活，让人们身临其境地看到文化创意振兴乡村的来龙去脉和酸甜苦辣，正是沉洲作为身在人民之中、火热生活一线的作家，深深体悟到新时代山乡的世纪之变、时代之变，听到大地的心跳，闻到泥土的芳香、人间的烟火气，熟知百姓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沉洲用脚步丈量大地，将自己的心紧贴群众，并用饱含激情的创作，用心用情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这一点上来说，这部不仅诞生于现实更指向未来的《乡村造梦记》，也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对屏南古村巨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一个新的梦想起点。

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

作者：沉洲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荣获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沉洲：本名陈健。著有《闽味儿》《乡村造梦记》等8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散文作品多次被《散文海外版》选载，曾获福建省文学优秀文学作品奖和第五届福建文学好书榜优秀图书，三次上榜福建省年度优秀文学作品榜。

本文作者佟鑫：《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副秘书长，创作有电影剧本、报告文学作品等，散文、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江南》《解放军文艺》《东吴学术》等，曾获第九届“长征文艺奖”文学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