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事物的本质即是诗的本质。一座村庄的本质即是诗的本质之一，一双草鞋的本质也是诗的本质之一，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的本质也是诗的本质之一，如此，万事万物的本质构成诗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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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一首诗如果抵达了事物的本质，诗的本质——诗性——亦同时显现。

事物意味着杂乱无章、变幻不居，也意味着奇异美妙、规整有序。所谓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本源、秩序、意义等。比如古代中国哲学家提出的阴和阳，比如老子的“道”、孔子的“仁”、朱熹的“理”，均是对大事大物的本质的论述，这些伟大的论述本就是伟大的诗，因为它们有美妙的形式、无懈可击的逻辑和给事物建立秩序、意义的美，而这几项均属于诗的本质范畴。

诗歌开辟着另一条通往事物本质的道路。虽然诗歌的本质也是去探寻和描述事物的本质，赋予事物本源、秩序和意义，但它与“阴阳”“道”“仁”“理”等对大事大物的理性哲学概括不同，诗歌除了关注大事大物(宏大叙事)外，更热衷小事微物(日常书写)，从感性的自我和个体出发，曲径通幽抑或澄澈无渣地去探寻和描述事物的本质。除了道路走向不同外，诗歌通往事物本质的道路风景无限、姿态婀娜，想象、夸张、意象、隐喻、朴素、敏感、智慧、钝拙、赋、比、兴等修辞或句子，铺满这条路的路基和路面。

诗歌与事物之间隔着一条巨大沟壑，语言既是跨越沟壑连接彼此的桥梁(工具)，又是二者本质的直接呈现(思想和内容)，“诗”由“言”加“寺”构成，写诗是在语言的寺庙里修行，所以语言最终成了诗歌本质与事物本质的全部存在。所以，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

那么，诗人在写作时，便回避不了一个问题：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诗人对事物本质的追问、探寻、描述有多远、有多深，决定了诗歌会走多远、走多深，也决定了诗歌的本质将呈现多少。

事物的本质即诗的本质的观点其实暗含了另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即诗人与事物之间构成什么关系?当诗人凌驾于事物之上时，此刻的诗人扮演上帝的角色，一切事物都是我眼中的世界，诗人瞬时的思想、见识、想象变成不可琢磨的无序的意象和象征，现代或后现代主义便产生;当诗人匍匐抑或跪倒在事物面前时，事物在此刻成为诗人的上帝，诗人只有无限赞颂或崇拜事物，浪漫的抒情主义便降临;我以为，只有当诗人与事物平起平坐、促膝交谈、彼此体恤时，事物的本质抑或事物的真实才会充分、丰富地呈现出来，这一刻诗性也呈现出来了。

当诗人笔下的事物出现时，就像事物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那样新鲜、陌生，不可确定又笃定自然，我们说事物与诗之间达成了神奇而充满魅力的艺术协议。就像诗人沈浩波所说：“诗终于不在远方，既不在宗教意义上作为彼岸的远方，也不在作为主观意志对应物的象征的远方，甚至不在距离的远方。”那么诗在哪里呢?就在此刻，在当下，在事物的本质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20年来，读者与诗歌之间的尴尬对立局面似乎正在缓和，一种悄悄兴起并产生影响的新的诗歌范式促成读者与诗人握手言欢，读者重新从诗歌中找到阅读乐趣和精神冒险，诗人也在与读者的交流和互动中找到存在的价值感。这种新的诗歌范式，即是在口语诗与学院诗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上的诗。它有口语诗的亲切和亲近感，它“好读”，它又有学院诗的文化意味和思考力度，它“有味道”。在口语诗与学院诗之间悬挂一条高空钢丝，这类诗就如走钢丝的人，在这两者之间来来去去，维持一种平衡，也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口语表达与学院式思考之间的犹豫、纠结，一种彼此之间的拉锯战未曾停歇：口语的边界、舒适度与学院式思考的深浅、限度的如何有效且无痕地融为一体。

这类中间道的诗，大致有三个特点：文本的自洽性——形式上的花样更迭正被持稳推进的内向拓展所取代;叙事的纯净性——抒情正在退却，夸张和做作的抒情几乎消失，意象从驳杂浮躁过渡到纯净深刻，叙事也非廉价和过于散文化，阅读成为真正的交流;诗意的整体性呈现——不拘泥于字句，避免有句无篇和机械的诗节组合，追求诗的整体效应，一种艺术意义上的自然整体由诗人的内在对外在的完全支配而完成。

诗歌终究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它离不了读者，诗人心中还得有个读者，反之读者才会靠近诗歌。诗歌也是一个生命事件和文化事件，它具有一种天然的深刻思考和美妙发现，它又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平庸和世俗。诗歌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美国诗人杰恩·帕里尼)。这类中间道的诗的自洽性、纯净性和整体性正在弥合诗歌与读者之间的矛盾和分野。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伟大的诗歌之所以传读至今，盖因其有超越自身传统和知识谱系的能力，它的文本具有强大的超越时空的力量：面向所有读者，自洽，纯净，质感，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