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

(资料图片)

蔡崇达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

闽南文化的命运交响曲

——读蔡崇达长篇小说《命运》

陈冬梅

文学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文化是观测社会语态和人类行为的解读密码。在实现由文学向文化整体性趋向辩证拓展的过程，根据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维理路，学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作家只有把自己的审美触角由国家推至世界，由民族伸向人类的外向拓展，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人类情感的传达。当然，并非所有书写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都能转化成世界性的文化。在我看来，能够将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人类学这个领域形成合力的作品为数并不多。文学创作的确有着它不可预知的神秘性。或许，泉州籍作家蔡崇达并不深入了解这些理论观点，但我们在他的长篇小说《命运》中，看到了闽南文化精神与历史、人性、信仰在故事的逻辑里，升华、合成“命运”的世界题旨，并在小说的内核与人类共同的情感里形成了高度的自洽。

一

晋唐以来，中原大量移民进入闽地。面对蛮荒险恶的地理环境，为了抵御外界侵袭以及谋求可以定居的场所，他们组建族群，向海图强，抱团生存，因此古语有“海者，闽人之田也”。不难看出，闽南海洋传统的形成，取决于闽南人的生计模式和闽越族裔的历史底蕴，而《命运》就像一支锋利的刻刀，精准地将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以融进骨血的方式镌刻于小说之中，这种精神不只是男同胞独有，它还深深流淌在闽地女子的血脉之中。

《命运》以99岁的阿太蔡屋楼一生的故事为脉络，书写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卷帙繁浩的命运史诗。闽南地区的阿太，通常指外婆和奶奶的母亲，文中的阿太是作者外婆的母亲，是其散文《皮囊》中那个刚强到骨子里的主角，她的名言“皮囊是拿来用来的，不是拿来侍候的”，震撼了不少读者的心灵。《命运》中的阿太，在坚硬的皮囊之下，更多了一份阅尽人生千帆过后的从容，一如历经8年沉淀归来的蔡崇达，在文字的澄澈与坚定中可见的从容。小说由阿太“追忆似水年华”的五个篇章展开。阿太本应向海而生的祖辈却代代遗传风湿性关节炎，不得不向大海屈服而“讨小海”过日子;海边人讲究宗族人丁兴旺，他们却三代单传，在太爷爷这辈竟然还断了根，让太爷爷终身抬不起头，带着一句“活成这样，和谁讲理去”的恐惧和遗憾黯然离世。阿太的爷爷在坚如磬石、韧如蒲苇的民间秩序中试图改变活法，拼命给阿母找入赘郎婿，然而，上门女婿(阿太的父亲有海)却在妻子产下一女，再次怀孕其间选择离家出走，乐观的爷爷精神世界从此崩塌。置身于宗法社会的家族，生存秩序的割裂与命运的无常，显然已超出个体命运的承受范围。阿太15岁时就背负“无子无孙无儿送终”的命运预言，16岁匆忙出嫁，阿母选择在她结婚之日带上所有的祖宗牌位跳海自尽。果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吗?这一波又一波具象的苦难——是关乎宗族的隐痛，也是个体悲怆的命运，更是时代浪潮下的芸芸众生，活不下去又死不成的梦魇。在我看来，只有从地域的传统与逻辑中去理解，从历史的纵深处回望，才是走进这部小说艺术世界的关键。通过小说借助对“宗族”、“神明”、“祖宗”等闽南文化符号的深描，理解宗族社会的秩序本源、闽南文化与闽南人生计的选择等内在文化意义的阐述，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对地域文化色彩和人物性格命运表达的深入与丰富。

同为闽南人，与作者共饮一瓢晋江水的我，无比深刻地理解“传宗接代”在闽南的意义所在，这几乎是一个最接近宗教信仰的世俗观念。为了改变命运，阿太做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全部努力，努力怀孕却意外流产，用中药调理了八年身体还是无果，却意外地开启收养孩子之路，与艰难的无常生活抗争，好不容易熬到孩子出人头地、儿孙满堂。可是命运的激流并未就此停息，三个捡来的孩子一个个先她离世，上演一场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阿太的人生结局如命运预言的那样，阿太无儿送终，但由华侨企业家媳妇操持的子孙满堂、风风光光的葬礼，也执拗地改写了命运，宛如封面装帧中层层的海浪涌向那不屈的命运。印证着孟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的知天命、尽人事之人生法则。

命运是文学艺术伟大而永恒的母题。在中外文学中，命运一直都是作为重要的探讨对象和写作对象。以命运冲突而构造的文学冲突，在人类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大量出现。先人对命运充满了神秘和恐惧感。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等悲剧和中囯的神话《卫精填海》，都反映了人类早期对命运的抗争。扑朔迷离的命运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文艺是世界的语言，优秀的艺术家往往能够在命运的构思上出人意料，引人入胜。纵观阿太一生的命运，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海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有学者认为《命运》是另一本《活着》，但我认为二者在文化景观与生命态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福贵而言，苦难的哲学是承受，而对于阿太，苦难的哲学是反抗。换句话说，《命运》虽然在叙述苦难、幻灭，但阿太却敢于一次次地与命运作斗争，虽然反抗不一定可以消解厄运，但始终带着希望生活，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作者在小说中始终标刻着这种态度。小说中“神明”就是希望的化身，无处不在，深入参与日常生活，体现闽南的百姓将信仰和祈求交付于神明的小镇经验书写，像一幅鲜明的闽南文化景观，展现了作者对族群文化书写的意识。诚如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中所言：“‘地理’术语的意义就是书写世界，是把意义刻在地球上。”①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代表个体也链接着整个闽南族群，也与人世间所有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们产生了精神联结。

不难看出，蔡崇达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尽管人类的处境和命运千差万别，但每一个人在自己短暂地一生都会经历命运的责难，阿太的命运不正是千千万万人命运的缩影吗?如艾略特所说：“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这两种特性——突发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②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把马孔多跌宕起伏的布恩迪亚家族命运融入自己对人类民族的命运思考，使得个体的命运叙述深刻洞察、烛照人类共通情感。蔡崇达在《命运》中以阿太这个闽南个体生命的厚度，为我们指明了自我救赎的方向，无论前方的命运是什么，都要学着面对和接受，它不仅承载着闽南文化的精神，更承载着人类共同情感的普遍性表达。

二

8年前，蔡崇达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体散文《皮囊》，创下400多万册的销售神话，如果说《皮囊》刺破了人生的苦痛，那么我认为《命运》便是皮囊孤勇一博的选择，它们的落笔点都是作者的故乡，(东石)这个地理意义上的闽南沿海小镇。记得有一次在泉州的分享会上，蔡崇达动情地说：“泉州就像一个文学富矿，蕴藏着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的确，我们在他开辟的以闽南精神体系面向世界之维神秘而广阔的文学王国中，看到了他雄心勃勃的文学理想。《命运》就像一艘驶向大海深处的潜水艇，冲破当代汉语小说资源与视野选择的藩篱，驶向世人对命运的终极叩问。

在小说中，开篇即有让人读来心中一凛的“等待死亡”的场景：

“在我老家，离世真是个技术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习俗，老人是不能在自己房子外离开的，也不能在房间里离开。最正确的离世有且只有一种：一旦老人确定要离开人间了，就得当即要求子孙们把自己的床搬到厅堂正中间——就在家里，魂灵才不会走散;闽南家家户户都供奉着神明，就在厅堂里，在神明的注视下离开，魂灵才能升天。”③

死亡虽然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但是死亡的仪式则意味着，亡人以另一种形式开启了新的社会关联和地域文化群体深层的心理学关系。小说关于丧葬礼仪的细节描述，“远远就立满了密密麻麻红红火火的拱门。西洋乐队、南音团、耍猴子、踩高跷……”由此得以窥探泉州人的丧葬仪式之繁复、隆重。难怪中国有句古话“要吃要穿在苏杭二州，要死要葬在泉州”。《命运》中很多关于闽南风俗民情的描写，让闽南小镇的真实生活和小说家想象的思辨生活之间建立了同构关系，与闽南精神文化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另外，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由于汉语和汉字的特殊指代性，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名，作为个体的人存在于社会中的特定称谓符号，透视出来的符号往往蕴含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小说中代表几代主要男性的名字如：有海、万流、水得，都有着闽地向海而生的高度精神辨析度;而女性蔡屋楼、蔡屋阁，代表闽南传统建筑文化作为闽南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具有特定的指向意义。小说的最后篇章通过阿太两个下南洋归来的儿子(北来、西来)回乡捐赠“母恩楼”，盖两层洋楼，门匾上分别写着“心怀家园”和“放眼世界”，家、国、世界，是闽南建筑承载着海洋文化与华侨文化共同的文化记忆，更是华侨文化与闽南文化互相影响最好的注脚;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地瓜”在小说中也有着“坚韧”和“物质与精神同在”的特殊意象。地瓜别名是“番薯”，是福建人从菲律宾引进中国的，它不挑土地，产量极高。福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尤其是身处饥荒战乱的时期，地瓜更是福建人保持活命的根本。作者将这些富有生活质地的风俗细节以追本溯源、多维度关照的方式，镶嵌在文本之中，赋予其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

鲁迅先生1931写给两位青年作家的回信中强调：写作“选材要严，挖掘要深”。很显然，蔡崇达是触摸到了这种要义的命门，因此他才能游刃有余地在宽阔的视野中扎根于“故乡”，突出了其选材的“严”;而书写的向度又在这独特的地域生活和文化中，溶入和投射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情感，更写出了作品的“深”。

三

任何历史进程和时代风云都必然离不开具体的人，人的历史是大历史不可分割的落脚点。具体来说，《命运》以阿太一生作为坐标轴，在百年时间的流逝与更迭中，透露出作者将百年史的雄心用在人物上，以小见大浓厚的历史意识。“回忆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最重要方式。”④然而，作者在回忆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空间叙事和插叙的设置，在层层浪、海上土、田里花、厕中佛、天顶孔五个闽南方言隐喻的命运篇章中，将过去与现实的紧密交替，文本节奏呈交迭式的曲线跃进风貌，既深化了主人公情绪的生发，也发挥文学中超越单纯的心理学意义，具有丰厚的哲学内涵和审美意义。

《命运》更像是蔡崇达灵性的书写，他将宏观的历史化为碎片，杂糅在阿太的个人化回溯当中，作品在现实与历史的衔接中让读者看到历史超越了原本具有的抽象性、开阔性。作品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我阿太哪想过，自己能活到九十九岁。关于死亡这件事，从六七十岁开始，她便早早做准备。”时间流逝的历史感，始终随着阿太回忆的闸门倾泻而来。比如：“我十二岁那会儿，我阿母每天都要去烧香问卜……”读者以时间轴对零散性的片段进行画面脑补，使得阿太鲜明的个人记忆色彩，在时间的流逝与定格中显得意味深长。

再者，《命运》从民国年间写起，作品借由阿太的双眼注目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面对历史的浮沉诡异多变，阿太像一个命运的窥探者，以全知的视角冷峻地观看着过去，见缝插针地安置于现实的够隙中。她看着历史的车轮碾过阿母、神婆(蔡也好)、丈夫(杨万流)、儿子(北来和西来)、女儿(百花)及周围每一个的命运，静静地注视着世间变幻和历史的斗转星移。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⑤《命运》着力探寻和表现的并非历史脉络、趋势和规律，甚至，我们看到小说有意放弃历史的宏大、壮阔，以敏感的心灵来感受、认知和描绘“个人”面对历史宿命的挣扎，突出对历史、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不可预料的命运之描述，更像一种对存在之境的考辩。小说中的“历史”呈现为阿太对过去的基于个体经验和体验、感悟和认知。然而，如果宿命与苦难仅仅只是个体的境遇，那么它就只能留存于现象的表层;作者的意图很清晰，借由阿太的一生，能够投射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我想，这是对待命运最为达观的态度，直指人性幽微。命运是人类恒久而本质的命题，与宿命对抗，则反映了一种“人”的觉醒，这种考辩具有人类学蕴涵和意义。

诚如前述，作为作家眼中的历史叙事主体，阿太的个人史、家族史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纠缠在一起，其“历史”讲述不时被“现实”打断的回忆展开。在历史/现实交错的非线性叙述中，我们看到阿太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体现着作者穿透历史现象，深入历史内核实质的追问和思索，是一种对生命存在本质的逼视和打探，也是一种包含灵性和自信的艺术重构。

注释：

①[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68页。

②[英]T.S.艾略特：《批评批评家》，李赋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③蔡崇达：《命运》，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2页。

④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5页。

⑤[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文章原载《海峡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冬梅

陈冬梅，文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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