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语境下，中职生面临着“准工人”的职业定型、教育分流后的身份迷失以及教育投资风险个体化的生存处境与社会心态。但他们当中的部分群体并没有停留在自我否定的情绪状态当中，而是进行积极的自我认同建构，降低心理预期、发挥自我优势、非对称群际比较以及清晰的自我认知使得他们在同伴群体中获得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中职生不仅获得自我同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家庭中主体性身份强化，影响着学校教育下的竞争规则重构以及技能型社会建设等的社会价值再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当代文凭社会中，曾被作为学业终结阶段之一的中职学校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作为与普通高中同等学历的教育，读中职意味着一种同龄孩子学业竞争场域中的失败，读中职的孩子的未来是不被社会期待的。不仅如此，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当中，中职生也一直是以“混日子”“反学校文化”的形象出现。然而，近年来，随着技能强国目标的提出以及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扶持和推进，一批优秀的中职学生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在省、国家乃至世界技能大赛的领奖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在学校学习勤奋，年年获得奖学金。在老师的眼中，他们不仅不是“笨小孩”“捣蛋鬼”，甚至是纪律维护者，是技能学习领域中的“学霸”。

中职学生经历由普通中学向职业中学的环境转变，在学校学习中被赋予新的角色期待和价值期许。面对新的学习环境，大多数学生还是会沉浸在学业失败的自我否定当中，浑浑噩噩，反规则，混日子。对已有中职学生群体的研究中，或是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视角，或是利用文化资本理论否定读中职跨阶层流动的可能性，甚至直接将中国的中职教育定性为底层家庭子女的文化再生产。有学者探究中职学生污名的形成、“混日子”行为的结构性力量，也有学者通过民族志考察开展农村职校生的生活叙事。总体来说，是将“职校生”看作一个整体，对其中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被社会所认可的学生群体还缺乏一定的关注。因为，仍有部分学生愿意并且能够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完成中职生的“突围”。

作为中职生“突围”现象本身，其背后不仅涉及家庭资源、学校资源供给等外在社会建构，中职生对角色的自我认知以及认同建构实践也起到关键性作用。对中职生自我认同的研究可以窥视当代社会语境下中职学生群体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心态，有助于理解职业学校知识与技能文化的形成。为此，本研究在现代社会读中职的现实处境下，以中职生中的少数优秀者为研究对象，利用滚雪球的方式对广州市5所中职学校的18名学生进行深入访谈，探究这些能够脱颖而出的中职生自我认同路径，进而分析其背后的社会价值再生产。

二、现代社会下读中职：生存处境与同一性危机

19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首次使用“同一性危机”一词来形容青少年在探索自己和世界关系时出现的不确定性、自我怀疑及存在的困惑。从社会学意义来说，自我同一性问题其实就是身份问题，它是我们对自己是谁和他人是谁的理解，以及反过来，他人又是如何理解他们自己及他人的。身份与归属有关，关乎你和一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以及关于你和他者有什么区别。就最基本的方面而言，身份给人一种位置感，赋予个体稳固的核心。一个人在特定的年龄进入相应的阶段，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将会面对不断扩大、复杂化的社会处境、人生期望和责任。对于这群中职生来说，他们正处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认知的关键期，他们的社会处境、社会关联以及互动都将影响他们的社会感知、自我定位以及生涯发展。

（一）社会角色定位：“准工人”的职业定型

不同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而社会地位的高低与其所在关系网络中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紧密相关。布迪厄曾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与大家公认的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社会承认的体制化网络中，社会资本的获得会为个人或者团体赢得地位、身份、声望等物质的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障。我国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就是与其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直接相关的，由此也间接影响着青年群体对该职业的选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重新恢复的目的之一是为企业输送技术工人，为经济建设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国家“十三五”建设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依然坚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读中职基本上就是选择了工人职业或称技能劳动者，限定了个人的社会资源获得。又由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性，比起未来能够有多种职业可能的普通高中，人们不得已将职业教育作为无路可走之后的教育选择。在高中阶段就定型未来的职业，对于尚未成年的中职生来说往往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和压力，他们需要为与所谓的命运抗争进行积极的自我价值构建。

（二）群体身份迷失：教育分流后的认同危机

一个人所获得的教育资格决定了他的职业，进而决定其所处社会的阶层，这是功能理论对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简明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社会地位基本取决于其家庭出身，好的家庭背景奠定了个人的未来发展与出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中下层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体面的职业与收入而跻身社会中上层，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文凭社会的各种特征，人们开始了对高学历的追求。在我国教育体系当中，中等职业教育是初中后阶段教育分流的结果，也常常成为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兜底的选择。但初中后的教育选择不仅是以学业成绩为参照，同样是对家庭经济实力、权力资本的考量，即便学业成绩无法达到普通高中标准，也有降低学业标准的自费生通道。在此种情况下，对于中职生来说，读中职虽然仍然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但其中所折射的却是对自我学业的否定甚至是相对弱势出身的自卑。中职教育能否为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赋予他们向上流动的能力让他们存疑，进而也常常使得中职生群体陷入迷茫，发生自我认同危机。

（三）发展不确定性：教育投资风险个体化

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社会的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等工业现代化后果影响的不断扩大，我们已然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在贝克看来，风险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系统地处理由现代本身引发和带来的危害与不安全的方式。教育投资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劳动就业市场的供需错位等外在因素影响，以及教育投资本身周期长、成本不可逆转、收益滞后等内在特征，使得个人和家庭投入的教育成本与收益预期之间产生不确定性而造成教育投资风险。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主要以劳动就业为可见的基本收益形式，也常常因其职业导向和收益周期相对较短而成为学生和家长教育支出的理性选择。近20年，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领域老生常谈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命题背后直指职业教育当前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它培养出来的人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尽管当前我国职业学校表现出与行业企业合作的积极性，不断探索双主体育人新模式，但仍然无法摆脱工业劳动的去技能化所导致的职业学校教育空洞。如有学者研究指出，“职业学校设置了内容繁多的各种课程，但是却与社会公众所认为的技能传授没有多大关系。”另外，我国中职学校绝大多数的生源来自农村，教育投资更为“吃力”，个人无法预测未来的保障，但却要承受可能难以承受的风险负担。

三、中职生自我认同建构：身份调适与自我整合

人一方面需要适应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内心自我的整合，否则就会陷入空虚感和意义感的缺失。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自我认同是个体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自我。他强调了自我所具有的反思性和能动性特征，强调了社会性和结构性的个人内在性特征，认为自我认同既是一个动态的行动过程，又是一个静态的行动结果。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这些中职生为要寻求自我意义和归属感，在学校生活中实现自我确认，不仅需要积极面对并不乐观的社会处境与社会评价，并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反思，主动进行自我身份调适。

（一）降低心理预期，认为中职“也还行”

在现代资本社会中，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可以简单解释为对社会资源的追求，其中教育文化资源的获得自然也成为衡量一个人身份地位和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是其学生身份的主要建构方式，通过学习获得教育资源的多少以及取得的学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对其学生角色的自我认同。因此，中职生常常将在中职学校中的实际教育获得与高中阶段教育的资源预期进行比较以进行自我身份建构。

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构建主要发生于学校这一空间场域当中，其读书的动机和学校的选择更多遵循工具理性的原则，来中职学校读书就是来“学点东西”，较少考虑全面发展、素养提升以及社会评价。学生Zwan谈到自己来读中职的原因时表示，读中职不过是进入社会的一个过渡，自己和家人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我刚开始是想考高中的，但是后面可能精力不够，就放弃了，也就没考上，那就只能上中职了。因为如果出去社会的话，这个年龄不适合干活，然后就自己选择了这里。那时候跟着同学来的，反正，就学点手艺吧，我觉得，中职的学习环境也还行，努力搞好吧。”（Q-05-Zwan）

虽然中职学校培养低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市场上缺乏一定的竞争力，但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让中职生通过订单班学习等形式直接获得工作机会。订单班的学习是直接对接企业，虽然在学校毕业后按照合约规定，不可选择其他就业机会，但对于那些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学生来说，直接就业一定程度上已经满足他们上学的主要目的。学生Fcheng是农村户籍，父母在广州周边打工，读中职就是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当前自己在读的学校可以推荐学生到合作企业实习、就业更是让他觉得很满意。

“我们数控专业在第三年实习的时候，学校会给我们找好工作，会安排在广州的数控加工企业。只要你表现还不错，就能留下，就在广州工作。”（Q-21-Fcheng）

这些中职生对个人处境处理其实是一种同化策略的表现。在访谈中，他们称自己的学校为“职中”，称自己的身份为“职中生”，这并非刻意与社会上“中职”“中职生”的称呼相区分，只是在个人认知中将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作为阶段性学习场所同等看待，将来也一样能够通过高考读大学。来中职学校读书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多是被动选择，但最终决定迈进这所学校行为本身就是对教育正式目标的认可，主动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同。

（二）发挥自我优势，证明自己“也不差”

如何在群体中寻找自身位置常常依赖于我们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库利曾提出“镜中自我”这一概念，认为个人对自我的想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他人评价又常常来源于个人在他人面前的自我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是在有意识地为他人塑造自我形象，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中，我们一直都在做着“印象管理”的工作，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都是在努力向他人传递“我们是谁”的印象。对于普通中学的在校学生来说，以语、数、英等学科为主的基础文化课成绩的好坏常常是学生自我展现以及获得他人评价的重要凭据。而对于已在普通中学中自我展现失利的中职生来说，新的学习环境下，学业评价内容的改变，为他们刷新外在印象、重新建构自我提供了可能。

中职学校开展丰富的社团活动，其中不仅有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形成的自组织学生团体，多数的中职学校还会鼓励不同专业教学组织开展由专业课教师参与指导的专业学习型社团，为学生创造兴趣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的主体性学习空间。一般性学生社团可以为学生提供在同龄群体中展示自己的舞台，而专业学习型学生社团则在此基础上又为学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以“成功”的上学体验。学生Xyi是某中职学校学生社团鸡尾酒社的成员，每天只要没课的时候就跑到酒社学习调制饮品，因为酒社中午时间会面向学校师生营业开放，他常常为了经营酒社而忘记吃午饭。

“在我们学校最幸运的一点应该就是进了这个鸡尾酒社。社团差不多是学生一手负责，但老师也会在后面看着。酒社每天卖的那些饮品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每天中午都挺忙的，但看到我们调制的饮料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不觉得累。”（L-17-Xyi）

学生Zwen以前是个性格内向、自卑的孩子，来中职学校后被老师看中选为班长。后来，在学生工作和社团活动中结交了很多好朋友，主要参与的专业作品得到师生的肯定，本人也是越来越自信。

“感觉即使考上了高中，你可能就是平平无奇，当个什么凤尾之类的。来到这边后可能因为活动比较多，包括各种专业技能的比赛，都是比较锻炼自己，可以说在这里有找到一点点成就感。”（J-10-Zwen）

近年来，以“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目的的职业技能大赛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来说，技能大赛是技能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重要机制，但对中职学生个体来说，技能大赛带给他们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展示自我、重塑自我的机会。学生Yfei在职一上学期就被选入市赛培训，作为唯一一名职一的选手，在市赛中获得三等奖。这个奖带给她非常大的鼓励和自信，也成为她的妈妈在亲戚面前炫耀的资本。

“拿了奖说出去也好听，就像我妈说我女儿拿三等奖，市赛三等奖，我听着也高兴，不用觉得自己上职中就比别人差。”（L-17-Yfei）

鲍曼认为，当一个人不能确信如何将自己安置于明显的行为风格和模式中，也不能确信如何断定周围人将会认为这种定位是正确和恰当的而接受它时，就会想到在现有的处境下给自己建构特定的身份。在未入学以前，这些学生对中职生的认知就是“不学习”“抽烟 ”“喝酒”“打架”，但他们并不想将自己安置于这样的评价当中。所以，从迈入中职学校的那一刻，他们就一直在努力摆脱传统观念中中职生的身份符号，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展示自我，建构自我观念，渴望自己被以特定的方式看待。

（三）非对称群际比较，寻找优势“比他强”

群体间的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群体是具有共同社会认同感或将自己视为同一个社会范畴的个体成员的集合。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这种成员身份的评价和情感方面的意义是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一般来说，身份建构包括四个要素：分类、认同、比较和意义。其中，比较是个体与社会的联结，是个人或群体成员身份得到社会辨识的重要一环。这些中职生就是通过与不同群体的比较而获得自我价值与自尊的提升。

首先，他们会选择同龄的隶属群体以外的个体作为参照，进行比较。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考上普通高中的同学。虽然初中时学习成绩要比自己优异，但在普通高中的学习上也并不一定能应对自如，即便可以参加普通高考，也不一定能考上本科。第二类是辍学在家的同学。初中时学习成绩差不多，但没考上普通高中后就选择辍学在家，或跟随父母出外打工。第三类是待业在家的同乡。本科毕业，但仍然找不到工作。

学生Zwan和Zjian今年职三，他们曾获省技能大赛一等奖，根据省内升学政策，都可以免试升高职，这为他们当下及未来的学习生活给予了非常大的动力和信心。面对社会上的负面评价，他们拿出各种理由以证明“其实我们职中也不差”，其中包括与选择目前学习或生活状态不如自己的同龄人进行比较。

“我初中同学里读高中的那几个，最终他们还是跟我考的一样，都是要考大专，都差不多同一个学校,他们压力比我们肯定要大。”（Q-05-Zwan）

“我有一些同学到现在也是没什么成就，没什么可以比较的。”（Q-05-Zjian）

其次，他们也会选择隶属群体以内的不同身份个体作为参照，如中职学校的同学，接受同样的职业教育，但学习成绩等方面较为落后，与自己有一定差距。学生Xyi正在读职二，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成绩都很好，但仅与班中少数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关系还不错，与其他的同学总是会保持一定距离。

“在这个学校中让我慢慢自信起来的，最主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团体，比如说班上成绩好的那些，都愿意跟我说话，其实他们最大的感觉就是成绩好了，他们脾气永远都很好。”（L-02-Xyi）

此外，来自城市家庭的孩子也常常被当作比较对象。在当前的中职生源当中，农村生源占有很大比例，虽然在外界看来可能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但在机会相对匮乏的中职学习场域中，这却使得农村学生在中职学生群体中生发一种话语权和吃苦耐劳的优越感。在个人能力方面，表现出对自身人际交往能力的自豪感。学生Whong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男生，是班里的副班长，主要负责帮助老师管理班级纪律。访谈中，他提到比起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觉得自己更加心胸开阔，通达事理，对人对事都能表现出优越一面。

群体间的差异来自比较。经过社会比较，那些与自我相似的人被归为相同范畴，被列为内群体，那些有别于自我的人则被列为外群体。然而，内外群体的比较又常常是非对称的，人们倾向于积极评价内群体的所有“刻板化”特质，即“我群中心主义”，同时用消极的特质来标定外群体，以此获得所属群体的优势与更积极的社会认同。这些中职生则是采用了这种不对称的群体比较和评价进行自我建构。

（四）清晰的自我认知，找到兴趣“我也行”

自我认知是个人对自己感知、思维等方面的察觉，也是对自己期望、行为等方面的判断。清晰地自我认知则是在个人对自己分析、评价与判断的基础上，能够对自我能力与欲望、现实与理想进行理性处理与平衡，以做出合理的自我期待。高中阶段教育中，在学制上，虽然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教育，但在社会大众的眼光中，两类中学还是会因为录取分数的差异而被定义高下。然而，学业上的失败并不代表自我的完全否定，这群中职生在自我建构中往往将读中职这一决定主要诉诸自己没有太多的学术文化知识的学习天赋与学习兴趣。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常常将对文化学习能力的认知以及逃避高中的学习压力作为学生选择中职的内在动因和基本动机，但这可能也是中职生进行自我认知，并合理规划学业生涯发展的起点。学生Cchun的中考成绩刚过普高分数线，本来可以读普高，但他基于对自己的了解与判断，还是选择来中职。

“我在学习方面确实不太擅长，初三的时候就很吃力，去了高中压力肯定会很大，就想着读职中吧，没准换个赛道可能更适合我。”（J-10-Cchun）

在访谈中，多数的学生都会讲到自己初中时语数英中一门或几门成绩总是不及格。Zwan也是一样，初中时数学很差，但来到中职，她却成了省级技能大赛无人机项目的一等奖获得者，数学似乎也不再是不可征服的学科。

“学不会就得认真学，学会了也得认真学，但是不用像人家那样拿着书本一直在那看，就比如背什么公式啊之类的，就不会死记硬背，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就是不一样。”（Q-05-Zwan）

看到相比从前更加成功的学习经历，这些中职生愈发肯定自己当初非常规的学业规划，与此同时也激励自己在学习上更加用功，以弥补甚至超越中考时的成绩缺憾。虽然他们选择一条非学术型教育之路，但中职生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努力的价值，不仅承认自己曾经的不努力，而且认为在重视技能教育的中职学校中，个人努力、吃苦耐劳仍然是通往成功的唯一秘诀。

个体对未来的预测不仅仅是个体能动性的体现，也是行动者对于自身行为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身份”。每一个进入中职的学生几乎都经历过纠结与无奈，但这些中职生并没有停滞在“当初没好好学”的自我借口中，而是从学习能力、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认真的自我评价，并努力在低分数甚至无门槛入学的职业中学发挥自我潜能以实现个人价值。

四、自我认同背后的社会价值再生产

在社会学研究发展史中，结构与行动是对社会理解的两个重要维度。对社会的结构化理解偏于把握社会共识，注重社会的抽象化与整体性；而对个体实践方式的注重，则是赋予社会以具体化与现实性。但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既是实践的中介协调因素，又是实践的一种结果。个体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既相对自主又相互依赖。那么，对于中职生的自我认同实践来说，这既是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产物，又是一种能动性的创造。作为实践主体的中职生，他们打破常规，又重塑规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更新其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推动社会意义与价值的再生产。

（一）代际互动与主体性建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所有社会组织及其行为规范的中心。在家族差序格局关系中，代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以服从长辈教化的权力为前提，晚辈在处理生活方式、事业道路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问题时，都必须遵照家长既定的意向与规范。进入现代社会，很多的农村劳动力因生活所迫离乡外出打工，为融入城市的生活和节奏，他们需要重塑家庭结构。在新的城市家庭中，亲子之间的互动开始发生变化。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发展，父母一代因自己在城市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而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于是在与社会主流价值“断裂”下将希望落在成长中的儿女身上。作为儿女的家庭角色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开始有意识参与家庭内部事务讨论，甚至主动承担家庭责任。

一般来说，儿女读书问题是家庭的重要议题。与普通升学不同的是，中职学校的选择不仅是学校的选择，更是儿女未来职业的选择。在这些中职生当中，尤其是农村生源的学生，在是否读中职这个问题上，他们最初都倾向于听从家长的安排，但当父母犹豫不决或者有与自己想法相反的建议时，他们会在父母的默许下，根据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生活距离的拉开，也使得亲子之间互动发生了变化。中职学校一般都提供学生宿舍，很多农村或省外生源的学生都会选择住校，像大学生一样，到寒暑假或较长的法定假日时回一趟老家。期间，他们也会跟家长通微信和电话，跟父母报平安，父母不懂孩子的学习，只会叮嘱要用功，听话。他们较少会与家长谈论学校中学习与生活细节，但他们取得的成绩证书和各样的奖项，都会第一时间跟父母分享，为自己的选择以及能力去证明。

为提高自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开始主动寻求家人以外的经济来源。这些中职生多数会利用自己的寒暑假期出外打工获取收入自主安排生活，或者用劳动所得来贴补家用。毕业后不论是选择就业还是继续升学，如何不为家庭添负担或者帮助父母承担经济压力是这群学生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如Cchun取得了省级技能大赛一等奖，本来可以免试升学，但因为家中还有正在上学的弟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自己决定毕业后直接工作。又如Zjian已经升入三年级，正在准备自主招生考试，强调说上大专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并且已经打听到上大专期间可以边工作边读书，不会增加家里的开支。

在涂尔干看来，教育就是使年青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在年轻人“巨婴症”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普职分流机制虽然提前结束这些学生接受普教的学习机会，但却加速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通过个人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互动方式的改变，这些中职生可以重新定位家庭角色，建立新的家庭关系，承担家庭责任。与此同时，也逐渐接触社会，参与社会劳动，认知社会秩序，不断完善社会主体性身份的意义建构。

（二）惯习错位与竞争规则重构

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提出，分析个体的实践逻辑要回到行动者开展行动时所处的具体场域、资本以及在实践中行动者的决策惯习。从现实情况来看，职业院校中的学生上课睡觉、捣乱、旷课等现象非常普遍，“学习差”甚至已成为职校生们集体建构的社会形象，“不爱学习”也变为他们在学校中的行为惯习。然而，本研究中的这些中职生在社会身份上虽与职校生的普遍形象相同，但在行为实践中却与此有一定的界限，他们有明确的学业或职业目标，也有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路径，那就是更加积极努力。正如有研究者提出，职业院校的优等生与优质高中或精英大学的优等生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努力行为与身边的群体认可之间的错位。

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人们往往会通过寻找同伴来获取安全感，但这些中职生却选择展现个人与他人的差异，而不是和别人共处。与普通中学相比，中职学校的教学时间与教学节奏是非常宽松的，早上八点上课，下午四点左右放学，又几乎没什么家庭作业，大多数的学生放学后或者找同学在外面闲逛，或者在家里玩游戏、刷视频。但这些中职生则为了保持普通初中时的学习节奏，从入学起就要求自己“忙起来”。他们会跟师哥师姐请教如何学习，如何考证，会自学英语，主动报名技能培训，通过校内资讯了解并加入自己感兴趣的社团等，但决不允许自己停下来。

差异化的行为惯习不仅表现在日常学习中，也表现在师生关系上。现实中，职业院校的学生与老师之间普遍存在着彼此不认同的现象，学生认为老师教得不好；老师则认为是学生素质太差，由此也导致师生之间经常会出现相互抵制的情绪和行为。然而，这些中职生的行为却与此不同，与保罗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喜欢挑战老师的权威做法不同，他们乐意服从学校纪律，愿意听从老师在学习上对自己的指导，甚至能够站在学校或者老师的角度管理班级的纪律，愿意为了维护学校规定与那些违背纪律的同学发生冲突。但他们又与“循规生”不同，并不仅仅关注个人的学业发展，对教师的认同及课堂管理参与也在为中职生群体污名标签进行外部对抗与内部监督。

人既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力量。虽然很大程度上这些中职生必须适应社会，但正是在学会适应它的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改造它的力量。不论是对中职学校的选择还是对学校规训的遵从，这些中职生的逆常规行为实践已经构成了教育体制的特例。在他们的行为实践中，社会常规让位于个人选择，比起盲目地按照社会期望生活，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都是认识自己，用于探索自我的生命意义。他们没有被困在特定的成长阶段中，而是选择了“脱序”的成长路径，或许将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并非所有人都追求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回报和满足感，可能在与主流并行的另一条赛道上有一套新的游戏目标、意义和输赢准则。在不被社会看好的中职学校学习场域中，也正是这样的惯习错位，使得这些中职生不仅脱离了“读中职没出息”的魔咒，也因此推动了文凭社会下竞争规则的重构。

（三）技能文化与工作尊严重塑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实质是一种“去文凭化改革”，弱化学历在就业市场中的刚性地位，打破社会选人用人标准，其践行的根本在于人力资源的技术赋能，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营造人人崇尚技能的社会文化。技能型社会的形成是社会制度建构，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建构。文化是指在特定环境中的各种实践，其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的“意义创造”。在教育系统中，职校生则是技能文化的重要意义创造者，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为维护自我尊严、寻求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而建构的认同和策略过程塑造了特有技能文化。

一种教育身份的转变常常伴随着一种形成新的科目认同意识的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如果要改变某种身份，以前的身份必须削弱，并建立一个新的身份。读中职不仅是学习内容的技能转向，更是一种思维的转变，一种纯粹的教育身份的建立。在访谈中发现，这些中职生基本都持有积极的技能观，他们承认社会分工，他们尊重各行各业的岗位工作，虽然他们也承认会羡慕那些坐在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但并不会觉得自己未来的工作就低人一等。

当然，意义创造的文化实践并非抽象的思维运作，而是源于象征性的物质、过程和行为。这些中职生在观念上认同技能的同时，在学校中也会尽可能抓住任何技能学习与实践的机会。在一所纺织类中职学校调研时，学校负责人介绍他们的主打专业是内衣制造，当地很多品牌内衣公司都与学校有合作，学校聘请企业教师指导学生实训，也会与学生合作共同创作，学生会参与设计、选品、制作整个流程。在学校的展厅中陈列着很多学生的优秀获奖作品，学校每一年都会连同企业举办新品走秀，为学生的作品提供展示的机会。学校与企业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很多优秀的学生在毕业前就被企业签约，正是因为他们对技能学习与实践的热衷而获得了企业的肯定与信任。

在优绩主义文化影响下，高文凭工作价值高于低文凭工作的社会观念普遍存在，在桑德尔看来，这不仅是一种社会不公正，更是对工作尊严的侵蚀。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温饱，也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理应得到认可。当然，社会分工应当具有正义性，当个人根据其本性从事最适合于他的职业时，他的优势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种社会分工就符合正义原则，是好的分工。这些中职生选择了中职学校，并且能在学校中积极地学习技能知识、进行技能实践，一方面是学历社会下竞争思维的转变，在对技能肯定的态度中实现对技能文化的创造与生产；另一方面，学生们在技能实践过程中的胜任力与价值感，可以说是对社会分工正义原则的实施，也是一种对体力劳动以及技能工作尊严的重塑。

结语

中职生的自我认同实践体现了“优绩暴政”中国语境下学业失败者的生存处境与社会心态。在相对劣势的社会处境下，这些中职生虽然不能完全坦然接受此时的自我身份，但却从未放弃以中职生合宜的动机与表现进行积极的自我认同建构。在这过程中，他们不断重塑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学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化家庭中的主体性身份，重构学校教育下的竞争规则以及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职生的自我认同，看似是一种对文凭社会的自觉抵抗与主动退出，但实质上是他们无法抵抗脑力劳动者合法优越地位及相应具有的权益。对于知识和文凭的社会价值，这些中职生有着习惯性的认识常识，但在他们的认知中也出现很多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承认文凭的资本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缺乏对文凭内部的分层与细化。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问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听到最多的回应就是如果家里没有特别经济需要，毕业后会选择升学。因此，这些中职生看似实现了被设定的人生“突围”，但却很快又被“升学”的执念再次带回这个学历“围城”。而长远来看，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可能还是有赖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深入互动与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