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创办书院，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传播学术思想，所到之处，留下数量可观的遗迹，其中包括福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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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灵源洞有朱熹楷书“寿”字，高4.15米、宽3.05米，极具视觉冲击。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与王愚、陈孔硕等相约拜谒涌泉寺元嗣长老，游灵源洞，登水云亭时念起在四川制置使任上的老友赵汝愚，遂磨文于岩。赵汝愚是宋宗室名臣、昭勋阁(仿唐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4年后，赵汝愚再次履职福州时登临鼓山，看到朱熹爰纪其事，顿时心情大畅，即兴抒怀：“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数年后，朱熹再次游历鼓山，目睹赵汝愚题刻，心潮涌动，摘其诗句，在绝顶峰留下“天风海涛”榜书。不承想，通过一方石刻，两个志节高操之人跨越时空，沟通了心灵，抒发了治世情怀，成千古韵事。“天风海涛”题刻常为后世吟诵，成为鼓山摩崖石刻的地标。登鼓山挹天风海涛之胜成为后世文化胜景。而朱熹，显然是鼓山文化的标杆。清乾隆时期福州知府李拔在鼓山留下不少有趣的题刻，其中有“仰止亭”，铭曰：“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

朱熹在乌山也留有一个“福”字，但不知何因而毁。十多年前，乌山整修美化，有心人建议将其在永泰嵩口镇梧埕村牛斜自然村福斗湾峭壁上题刻的“福”字拓来刻于此。该“福”字字径约3.6米，结体谨严、端庄丰润，充盈着满满的福气。

朱熹承袭了传统儒家的“德福观”，并昧旦丕显，不断充盈，特别是强调实践性，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说过，“人之福祸皆其自取”，主张治国理政当“修德行政，康济兆民”。朱熹坚持“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就是说，官员一定要修德，修德的目的是为民造福。朱熹总是不厌其烦地宣传这一主张，他为潘良贵文集作序曰：“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则天下蒙其福;私暗邪辟之人得其志，则天下受其祸。”这正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深刻反映。《孟子集注》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以民而立。”“明天理”是朱子理学的重要思想，“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是朱熹坚持须“大明于天下”的最重要的天理之一。他常常寓理于诗，比如在《仁术》中解析孟子的仁思想时有感而发：“在昔贤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从有术，及物岂无因。恻隐来何自，虚明觉处真。扩充从此念，福泽遍斯民。”

朱熹之父亲朱松曾言：“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知分，就是懂得安本分守规矩，如陆游诗言“但有知分甚养福”。

难能可贵的是，朱熹不仅是德福论的大力倡导者、躬身实践者，还是卓有成效者。

朱熹出仕第一站，是同安主簿，甫一上任，即在县署大堂高悬“视民如伤”匾额。这四字出自《左传·哀公元年》，原话是：“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即是说，如果官员对待百姓都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是国家之福啊!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冗官冗兵现象更加凸显，朝廷财政时常吃紧，乃至于到了鬻牒(向出家人收取准许费)的地步，对此，朱熹主张“革弊政、恤民隐”，即革除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弊端，纾缓百姓因社会矛盾带来的各种疾苦。在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崇安的一次救荒实践中，朱熹目睹了因山洪暴发、泥石流冲击而造成百姓房屋倒塌、田地被淹、乡民忍饥挨饿的惨状，更见识了朝廷派遣的赈灾使的敷衍塞责。此情此景，朱熹十分气愤，这也促使朱熹下决心推出一套简洁实效的救荒机制。

中国历史上，旱涝、冰雹、瘟疫、虫害等频仍，抗御灾害、备荒赈济自然是官府的重要职责，因此而产生了独特的荒政制度。史书中常提及的“常平仓”就是官方为储备粮食、平抑物价而专门设置的粮仓，影响重大而深远。

创建社仓就是朱熹践行自己民本思想、无须体制内运作的一项重大举措。这就是著名的“朱子社仓法”，简单说就是一种以丰补歉、乡民自救的办法。朱熹殷鉴前贤的做法，在传统借还谷米的基础上，增加了收取利息的办法。乡民每借一石谷米，秋收后须交利息二斗，遇荒歉之年利息减半，大灾之年则利息全免。

朱熹创办社仓的做法在崇安的五夫里获得成效，之后他将此法加以总结，提炼为一份切实可行的《社仓事目》。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宋孝宗时，一并陈述社仓之法，并请求在各地推广，很快就得到朝廷批准，社仓法迅速施行，从此成为南宋荒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至宋理宗时，社仓制度更为普及，几乎遍行南宋各地，并一直沿袭下来。比如，明朝的冯梦龙主政寿宁时也重修社仓，而建瓯的社仓更是因循至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建瓯时，还为解放军提供了军粮。

当然，大家都熟知，朱熹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其学术思想，元明清时朱熹的理学思想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科举考试之圭臬。“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孔孟后未有如朱子之尊者。大儒世泽，影响深远。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上承传统，下启后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传统、人文精神，还辐射到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