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俭堂刊本《绣襦记》插图

(相关资料图)

自宋迄清，建阳刻书业的繁荣延续了六七个世纪。建本中有为数不少的插图本，其版画插图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被称为建安派版画，与金陵派、武林派、徽派版画并列。建安派版画刻工留名意识不强，现存作品大多无署名，但也有例外的，比如明代的刘次泉，他在20多种版画作品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位善刻能绘的建安派版画名手。

小说戏曲刻图首席

刘次泉并没有详细的个人资料留存，但从各种刊本的题署可以知道其版画创作时间主要在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余象斗三台馆刊本《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首、末两幅插图留有“次泉”“次泉刻像”的题款，这是目前所知刘次泉最早的版画作品。

其版画创作时间将近40年，崇祯末年还为建阳雄飞馆初刻本《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简称“英雄谱”，另有“二刻英雄谱”)绘图并镌刻。刘次泉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为主，署名刘次泉的建本小说、戏曲版画作品数量最多，堪称建本小说戏曲版画刻工第一人。

现存刘次泉刻图的小说10多种，其中有多种《三国》刊本，包括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杨闽斋刊本《三国志传》、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费守斋与耕堂刊本《三国志传》、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种德堂刊本《三国志传》、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典范作品《三国志演义》是建阳书坊反复大量刊刻的小说，现存明代建阳刊本30多种，全部为插图本，其中有刻工、画工题署者12种，而刘次泉参与创作的插图本多达6种。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在整个出版史、版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英国学者魏安用“刘次泉式”来命名各种不同形式的上图下文式插图。

除了《三国志演义》之外，刘次泉还镌刻过崇祯四年(1631年)昌远堂李仕弘刊本《华光天王传》、王崑源三槐堂刊本《明镜公案》、萃庆堂刊本《花鸟争奇》等多种小说的版画插图。

刘次泉镌图的戏曲刊本也不少，包括日本无穷会图书馆藏本《重校北西厢记》、三槐堂刊本《重校北西厢记》、萧腾鸿师俭堂刊本《西厢记》《绣襦记》《红拂记》《琵琶记》、《汤海若先生批评琵琶记》等。此外，他还参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萃庆堂刊本《丰韵情书》、万历四十年(1612年)刘双松安正堂刊本《万宝全书》、崇祯元年(1628年)刊本《精选百家锦绣联》等类书版画插图的镌刻。

刘次泉主要服务于建阳书坊，但从现存版画作品来看，他可能曾经短暂寓居杭州等地。万历年间黄凤池集雅斋刊本《唐诗五言画谱》《唐诗七言画谱》的插图均有刘次泉的署名。黄凤池是徽州人，于杭州开设书坊集雅斋刻书。刘次泉大约是寓居杭州期间受雇于黄氏，为集雅斋刊诗画谱镌图。

身兼画家书商身份

除了作为版画刻工，刘次泉还以版画画家的身份参与插图的绘稿。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雄飞馆刊“英雄谱”残本“玄□□□孙夫人”插图题署“次泉笔”，萃庆堂刊本《花鸟争奇》的“见雁忆夫”插图钤有“次泉笔意”方印，师俭堂刊本《绣襦记》卷下第十叶插图钤有“次泉图书”方印和第十五叶、二十三叶的插图都题署“次泉笔”。

“笔”“笔意”“图书”之类的题款不同于表示镌刻的“刻”“刊”“刻像”，意思指向绘稿，也就是刘次泉参与了这几种刊本版画插图画稿的绘制，说明他既是版画刻工，也是版画画家。

建安派版画画家留下署名的极少。宋元时期余氏勤有堂刊《古列女传》署顾恺之图画，明显是书坊假托。建安派版画还有一位绘、刻俱佳的名手为人所津津乐道，那就是刘素明。刘素明名国好，建阳人，建阳书坊《贞房刘氏宗谱》有载，为明代建阳著名刻书家刘弘毅五世孙，与另一版画刻工刘玉明系兄弟。刘素明的版刻活动轨迹涉及建阳、金陵、杭州、苏州等多个地域，绘、刻兼工，郑振铎先生评价其“自能意匠经营，勾勒作稿，其精美固无逊于名画家所作也”。

如今我们通过对刘次泉版画作品的考察，可以知道他与刘素明一样，也是镌刻、绘事俱佳的建安派版画名手。正因为他既善刻又能绘，逐渐被邀请与其他版画名手如刘素明等合作。两人合作的版画作品包括师俭堂的多种戏曲刊本、集雅斋刊本《唐诗画谱》、吴观明本《三国志》等。这些刊本均有两人署名，像吴观明本《三国志》第二叶插图的版心下端署“书林刘素明全刻像”，“云长策马刺颜良”插图则题署“次泉刻像”。此外，刘次泉与金陵刻工陈凤洲、陈聘洲以及徽州画家蔡冲寰等也有过合作。

刘次泉可能还曾以书商身份参与刻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刊本《玉谷调簧》扉页署“书林廷礼梓”，上卷卷端署“书林刘次泉绣梓”，“刘次泉”三字与其他文字字体不一样，可能是刘次泉用“书林廷礼”的原刻本挖改重印，瞿冕良先生《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据此判断刘次泉“兼营书坊”。

刘氏是建阳刻书大族，自宋以来代有传人，经营的书坊众多，刊刻书籍无数，刘次泉或即出于某一刻书之家亦未可知。如此看来，刘次泉身兼版画刻工、画家和书商三重身份，这在建阳刻书业中是很少见的，也“是晚明刻书圈中角色分工灵活的一例”。

创新求变由俗到雅

建阳刻书，从宋代到清初，数百年长盛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建阳书坊的创新求变有很大关系。

刘次泉的版画创作，早期以镌刻上图下文式插图为主，所镌版画线条柔和流畅、画面清朗，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像万历四十年(1612年)刘双松安正堂刊本《万宝全书》卷三十八“杂览门”插图构图精妙，极具匠心，“画面既对称又错落有致”，绘出了元宵灯节的热闹气象。

刘次泉涉足各种形式、不同风格的版画插图创作，后期以整版全幅插图居多。其版刻体现出较明显的求新求变意识，像朱鼎臣辑本《三国志史传》的插图边框四角都用波纹曲角装饰，显得典雅秀美。到天启、崇祯年间，社会审美取向发生转变，由俗到雅、从民间审美趣味转向文人审美趣味，简单、粗率的上图下文式插图已经不能满足一些读者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各地的刻书家争相延聘名笔妙手为书籍配图，以期增加市场占有率。

这一时期的建安派版画也吸收借鉴了江南版画风格，逐步趋向工整精丽，体现文人趣味。刘次泉也迅速适应市场需求，他参与创作的师俭堂刊本戏曲版画、吴观明本《三国志》、雄飞馆刊本“英雄谱”等的插图，布局雅致工整、线条细腻匀称，刀笔镂刻游刃有余，都是艺术性很高的案头清赏。“英雄谱”的插图，书画并美，绘镌双精，被书商标榜为“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大约因为市场反响极好，很快又再次刊印、推出二刻本;师俭堂刊本《绣襦记》共有11幅插图，其中4幅署名刘次泉。插图采用双面大图，画面舒朗，人物造型较小，突出作为背景的山水景物，有种空疏淡雅的韵味，体现出文人画的意趣，满足读者清赏需要。

建本刻工，虽然以民间工匠为主，建安派版画也不像江南版画有陈洪绶、萧云从等绘画名家以及著名的徽派刻工加盟，但刘次泉、刘素明等版画刻工，应该具有比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他们的参与，提升了建安派版画的整体艺术品位。他们与众多建阳刻书家一起，共同缔造了建本数百年的风华。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三十八年